當我們沉浸在港產電影的光影中，可曾注意那些耳熟能詳的主題曲，神來之筆的變奏，都在參與着敘事？美國著名電影學者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在其著作《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中，以「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簡潔評論了香港電影的特質。然而，電影評論者對港產片的研究多聚焦於動作設計、剪輯節奏和攝影美學，電影音樂這個重要維度卻長期被邊緣化。

為了填補這個空白，香港都會大學助理教授羅展鳳與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張志偉展開了深入研究，他們歷時多年，走訪二十餘位香港作曲家，搜集和整理散落在舊報刊雜誌和網絡媒體的行業訪談，同時梳理香港電影業發展史料，試圖從產業角度還原香港電影音樂獨特的創作實踐歷程。

海納百川：港片音樂的多元性

香港電影素以動作設計聞名於世，但鮮少有人注意到，其配樂同樣具有令人驚豔的多樣性。在一電影作品中，可以於各處顯現風格迥異的配樂，觀眾可能聽到粵劇鑼鼓與電子樂的碰撞，折射出香港作為文化交匯點的特質，由創作到聽眾，都仿若游魚般靈活自如、自由開放。

張志偉從文化歷史的角度分析道：「粵語文化在建立的過程中，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不斷從四方八面汲取養分：其一有廣東的嶺南文化（粵劇）；其二有南來文化（京劇、上海時代曲），其三有西洋文化（歐洲古典音樂，以及在美國音樂間盛行的流行歌謠，如鄉謠民歌、搖滾樂、爵士等），當時諸此音樂文化流通於民間，市井間的音樂品味就十分開放包容，這種特質自然反映在電影創作中，具備能盡數收錄各式音樂於同一作品中的底氣。」可以說，從戰後粵語片時代開始，音樂就是香港電影「混血美學」中最具代表性的聽覺表達。

窮則變：邊緣地位催生的創意

荷里活擁有成熟的電影音樂工業體系，從創作到錄製都有嚴格規範和充足預算。相形之下，香港電影長期面臨資金緊張的問題，投資方和觀眾更關注視覺效果，配樂往往被當作「有聲音就行」的次要環節。音樂在香港電影製作中坐不到主要席位，還是會「大失預算」——在五六十年代，粵語片普遍採用「罐頭音樂」（即現成的音樂素材庫），很多配樂拼接粗糙，純粹為了節省成本和時間。雖然使用罐頭音樂儼然成為業界常規，但千篇一律的練習場也能是創意萌芽的未開發土地，電影音樂工作者憑着理想、熱情和歷練，巧取「輸少當贏」策略，從現成品的加工上各顯神通。

各出奇策：經費不夠創意補

為了省錢，戰後粵語電影多用罐頭音樂，然而，正是在這般拮据的環境中，配樂師們展現了驚人的創造力，他們將限制轉化為創新的契機。有的通過調整既有樂曲的速度來配合畫面節奏，有的將不同風格的音樂段落巧妙拼接製造戲劇衝突，更有大膽者直接對現成旋律進行改編創作，這些迸發的創意，某程度上為後來王家衛等人的音樂拼貼美學埋下了伏筆。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香港電影人對「罐頭音樂」的運用達到了全新的高度。新一代導演和配樂師不再將現成音樂視為不得已的替代方案，而是將其轉化為富有創意的藝術表現手段。這種轉變在許多經典港產片中，如《麥兜故事》、《金雞》、《功夫》及《一代宗師》等，得到了完美體現，它們或將古典音樂名曲重新詮釋，或將傳統民樂與西方交響樂融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家衛導演對現成音樂的創造性運用已經形成鮮明的個人風格，在他的作品中，那些被重新發掘的音樂片段不僅承載着濃厚的情感，更成為其電影美學的重要標誌，在國際影壇贏得廣泛讚譽。

時至今日，「罐頭音樂」在香港電影的語境中已經完全擺脫了早期那種將就湊合的負面意涵，反而成為見證香港影人化限制為創意、將實用需求轉化為藝術表現的獨特印記。從最初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到後來匠心獨運的藝術表達，這段演變歷程正是香港電影音樂最為動人、最具特色的發展篇章。

港片音樂折射而出的獨特光彩

長久以來，香港電影研究都受到「視覺優先」思維的主導。華麗的武打場面、鮮明的美術設計確實更容易吸引眼球，但那些「看不見」的聲音藝術同樣值得關注，且早已深深融入香港人的日常生活記憶。

《聲景場域：香港電影音樂創意實踐》的前言中記載了一個生動的片段：其中一位作者某日在家中重看《最佳拍檔》，當熟悉的主題旋律響起時，正在廚房忙碌的家務助理竟不自覺地跟着吹起口哨。作者問：「你竟然還記得這段音樂？那你可記得這部電影?」年逾五十的她答道：「記得啊！許冠傑嘛！乜嘢拍檔咁樣㗎！」一部商業片的配樂能在三十多年後仍被普通市民銘記，這正是香港電影音樂最珍貴的文化價值——它不只是銀幕上的伴奏，更是幾代人共同的生活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