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作為一種反映社會變遷的藝術形式，從來都是充滿可能性。科技急速發展，領航世界進入新的時代，有人稱之為「Y3K時代」。在時裝和設計界別，Y3K被譽為「未來之美」的時尚潮流，而這個名詞的出現，又帶動人們產生各種新的想像。 
 
2024年夏天，在香港電台文教組相遇的兩位「2000後」—周梓瑩Melissa和麥倬甄Nana，首次擔綱實習編導和主持，合力構思和製成這個青年文化節目：《未來美學y3k》。

<h4>實習編導手記</h4>

科技與藝術交織的世界裡，服飾不再僅僅是遮蓋肉體的工具，而是融合了虛擬與現實的全新載體。我們從年輕人、時裝設計和文化研究的視角出發，剖析Y3K背後的文化意義。 
 
首飾設計師候黛雯（雯雯），和我們一起以年輕人的角度分析Y3K。雯雯提到Y3K就是一種對3千年來臨時候的想像所演化出來的時尚美學，此美學透過人工智能（AI）、 金屬、 鮮艷顏色等元素去演示一種對未來的想像。同時，Y3K美學亦大受電影、音樂等潮流文化影響，譬如電影Blade Runner 2049 （銀翼殺手2049）當中的賽博龐克（Cyberpunk）元素、Dune (沙丘瀚戰)中以「沙丘廢土風」表達出的負面未來想像；韓團AESPA 的Supernova 和 XG 的Woke Up當中的誇張金屬元素等，都大大表現出Y3K美學的特色。 
 
在對未來的想像當中，「希望」和「絕望」同時存在。「有希望」的想像中會用到較多金屬、螢光、很活潑的顏色；「絕望」的想像中則有較多灰、黑、低飽和度而又頹廢的顏色，就像電影Dune衍生出來的「沙丘廢土風」一樣。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想像中，Y3K都是種充滿未來主義、富前瞻性元素的美學。

<h4>什麼是Y3K？</h4>

那麼，究竟「Y3K」這個字詞是怎樣來的呢？又如何與人工智能（AI）產生關聯的呢？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曹雪楠就解釋：Y3K這個詞來源於Y2K，後者是指2000年的縮寫。Y 代表年份，K 則代表"千"。 因此 ，Y3K就是指3000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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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可以穿上身的超現實</h4>

這種對遙遠的未來的想像，反映了人們對人機融合、人工智能等議題的探索和思考。Y3K風格中所體現的緊身服裝、金屬色調、略顯陰暗卻又前衛的特點，都表達了人類對自身本質的深層思考。這種極具前瞻性和未來主義的美學，不僅展現了人們對未來的幻想，也反映了當下人們對人性、人機關係的探索。 
 
另一方面，在近年的電影、電視、電子遊戲等流行文化作品裡，AI幾乎無處不在，這些通過媒體塑造出來的AI形象，反映了人類對人工智能或者未來的想像、期待、願景，而「未來美學」的成形，類似於上世紀80年代Cyberpunk風格的元素，如金屬色彩、緊身服飾等。要注意的是，大眾媒體和潮流文化所呈現的人工智能，往往與現實情況有所落差，想像並不一定反映AI技術的真實情況。

<h4>失真，卻造就更自由的表達</h4>

為了能多角度去深入了解Y3K美學，我們亦訪問了香港理工大學時裝及紡織學院院長Erin Cho（趙艾琳）。她提到：時尚業雖然主導著市場和消費者，但它必須遵循消費者的喜好和市場趨勢。 
 
Y3K美學的超現實和失真元素，鼓勵年輕人以獨特的方式表達自我。這促進了更多個性化和折衷的時尚選擇。Y3K美學還鼓勵年輕人將時尚視為一種藝術表達形式，讓他們以更具實驗性和突破界限的形式去設計和發揮創意。 
 
作為數位原住民，年輕人自然被科技嫺熟和未來主義元素所吸引，如融合人機元素、賽博增強和擴增實境等。這些都推動著時尚產業和設計師探索非常規的概念、形狀和材料。同時，Y3K美學通常涉及跨領域合作，推動將時尚與藝術、技術和科學相結合的項目，最終創造出挑戰傳統規範和期望的前衛時尚作品。而這些作品更多地關注於個性、多樣性、新穎性和藝術表達。 
隨此之外，時裝及紡織學院的學生也經常用到Y3k和未來感元素進行創作，嘗試使用學院開發的高科技材料，如智能織物、生物塑料、微生物可降解織物，有時還包括顏色變化或能量收集功能的材料去創作。另外，亦將擴增實境(AR) 和虛擬實境(VR) 整合到設計中，創造出融合實體和數字世界的交互體驗，例如，運動服飾可以與虛擬籃球場互動，又或者學生在時裝秀中，結合了擴增實境等等，在探索Y3K和未來主義元素的時候，表現出更多的創造力和較少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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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定義會限制創意嗎？</h4>

 
總括而言，Y3K呈現一種扭曲、失實、超現實的視覺風格，而這種風格亦透過電影、韓流文化、社交媒體等廣泛傳播，並在年輕人中逐漸形成一種潮流文化。我們對未知的未來充滿天馬行空的想像，這種由流行文化塑造的Y3K風格，則反映了人類對未來的期許和幻想。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時尚亦衍生出很多種美學，不同類形或者風格當中的元素難免會重複，要為每一種「美學」仔細定義並不容易。最終，我們應否將時尚界定出不同的美學，這些界定又會否限制創意？答案就像未來：一起來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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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片：00後虛擬與現實的美學

y3k style : 模擬模擬人的美學

在常見的謬誤中，有三兄弟經常被混淆，就是「偷換概念」、「混淆視聽」和「轉移視線」。大家會覺得混亂，乃因為它們有一共通點，就是透過顧左右而言他，迴避真正的問題。&nbsp;

然而其實三者有本質上的差異。「偷換概念」，重點是「概念」二字。很多字會有歧義，即是同一個字有不同意思。舉例說，不能以叉燒包內有叉燒，去質疑為何菠蘿包沒有菠蘿，因為叉燒包的叉燒，明顯是指餡料，但菠蘿包的菠蘿，指外表相像而已。文字的意涵，要顧及上文下理，刻意以歧義作答，就是「偷換概念」。&nbsp;

「混淆視聽」&nbsp;則不同，它未必牽涉關鍵概念，而是混進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以模糊焦點，讓人覺得這說法彷彿也有對的地方，但其實根本毫無關係。&nbsp;

至於「轉移視線」就更誇張，直接轉換跑道，岔開話題。 &nbsp;

日常生活中，有哪種情況下會同時出現上述「三兄弟」呢？&nbsp;

例如，市面上有產品被揭發，原來其半製成品來自內地，卻自稱「香港製造」。生產商稱，產品在香港加工的；他又或說，在內地的工廠是香港人開設的，所以算「香港製造」 - 這就是「偷換概念」。&nbsp;

然後生產商指：是政府部門認證我們是香港出產的 - 這就是「混淆視聽」，因為政府部門的說法，與生產商自己如何聲稱，亦無關係。&nbsp;

最後生產商又稱：都因為政府修改了條例，以致我們很難符合(標準)。這些產品以後若一定要在本地生產，真的很難呀！ - 這簡直就是「轉移視線」，想把輿論導向條例窺管。&nbsp;

此時，要拆解其謬誤，只需簡單一句：我們一碼歸一碼，先說回「香港製造」吧。&nbsp;

思辯教室

「謬誤」三兄弟

「大約60年前，銅鑼灣百德新街街頭有間牛奶公司冰廠，廠內住了一隻企鵝，每日下午約莫四時，企鵝會在員工陪同下走上街散步。」人文圖書館「打書釘」嘗試以這個故事作切入點，用牛仔布縫製了這部著作的主角 ─ 企鵝，並為牠披上銅鑼灣地形圖案的披肩，將牠遊走於銅鑼灣大街小巷的有趣見聞記錄下來，寫成《銅鑼灣企鵝——散步遊記》。

<h2>企鵝出沒注意？！</h2>

此書的團隊編輯之一的朱雋穎、黃淑儀最初構思時，思考自身如何與銅鑼灣產生聯繫，「用人類視角，說教味會濃一點；用虛構的企鵝敍述則較易入口。」可能讀者會問，現實是否真的有這隻企鵝存在？抑或是個癡人說夢話的都市傳說？

書中首章「鵝聽你講」，嘗試向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公」丁新豹這位銅鑼灣街坊求證這件事。丁公憶述，「咪最普通嗰種企鵝，唔係好大隻……好似著住件踢死兔咁，懶衰咁！搖吓搖吓自己行，冇人抱，冇繩縛，都唔知點縛啦！」被問到企鵝的品種時，丁公則指印象模糊，但笑言幸好友人的哥哥也見過企鵝，否則會被人誤會自己憑空幻想。丁公憶述這隻企鵝只出沒過一段短時間，猜想或是海員越洋帶來冰廠寄養。至於讀者是否相信這則軼事，就自行判斷了。

<h2>發掘銅鑼灣的故事</h2>

為何銅鑼灣叫銅鑼灣？事緣在香港開埠初期，東角與北角之間有一個半圓形的避風海灣，形如銅鑼，因而得名。至於銅鑼灣的地理邊界為何？有人認為邊界是鵝頸橋；至於天后站是否屬於銅鑼灣範圍內，又人言人殊。企鵝訪問了丁公指，「樂聲、豪華一路轉落希雲街，賣熱狗嘅丹麥餅店都係銅鑼灣。以前去大球場睇波前，最鐘意食件熱狗至入場。大球場、南華都算係銅鑼灣！」對丁公而言，雖然在地理上大球場比大坑更南，但大坑卻不屬於銅鑼灣。一條簡單的問題，街坊之間都有不同的理解。

除了街坊訪談外，書中亦有記錄企鵝散步時的觀察。在第二章「眈天望地 – 觀察銅鑼灣動植物」，企鵝憑獨特視覺以當區植物寫下銅鑼灣的故事，例如棉花路的命名的確與棉花有關。1898年怡和洋行在掃桿埔創立香港棉紡織染公司，棉紗廠將印度進口棉花加工再運往中國，後因生意欠佳，於1914年被聖保祿女修會收購。棉花路見證了香港首間棉紡廠的興衰，但現時已經看不到棉花了。

<h2>認真散步，也認真考究</h2>

在第三章「瓹窿瓹罅 – 探索銅鑼灣空間」，企鵝透過查證政府檔案處、公共圖書館的資料，嘗試對銅鑼灣出現的事物進行考據。譬如在怡和街著名的地標「圓形天橋」，在路政署的編號是HF85。以往要由百德新街的大丸前往怡和街麥當勞，圓形天橋可說是必經之路，但自從2002年怡和街增設了交通燈和斑馬線，天橋就變得冷清，但由於外形特別，仍經常吸引一眾「文青」、旅客打卡，甚至成為電影取景的場地。

天橋背後也有鮮為人知的故事。企鵝發揮尋根究底的精神，終於找到圓形天橋的設計師DCS Chung，否證了坊間流傳天橋的設計者是鍾華楠。DCS Chung為人低調，1979年任職政府土木工程師，現已轉投私人企業。當年他被指示要將天橋設計成環形，他的角色是負責落實構思，繪畫施工圖則。「為顧及電車喺橋下通過，必須挑高橋身，保留足夠空間俾架空電纜；橋面雖然只有2.5米闊，但由於係環形，意味兩邊加起來有5米闊，按當時嘅評估能應付人流有餘。」

編輯之一的黃淑儀總結：「銅鑼灣企鵝是打書釘團隊與銅鑼灣日久生情的一個過程。」讀者不妨透過這本書與企鵝一起，發掘你所未知的銅鑼灣！

《銅鑼灣企鵝—散步遊記》【開卷樂】

一般人會將迷信界定為違反科學，但是這種論述並不清楚。

因為科學研究的結果經常會被修正甚至推翻，因此將科學知識視為絕對確定不移的真理，並不是一種理性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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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迷信呢？其實是一種非理性，對個人及社會有直接危害的信仰態度。民國時期非常推崇西方醫藥，將中醫視為迷信並一概禁止，這正是一個活生生迷信科學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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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傑雄博士：迷信並不等於違反科學【乾坤幾何】

2024.08.11

歷史悠久的城市，結合現代體育、設計和科技，成就了2024巴黎夏季奧運這場文化盛會。

趁著巴黎奧運年推出的《語妙天下》法語篇，主持人潘思璁，畢業於香港大學法語系及歐洲研究系，對法文和法國歷史與文化有濃厚興趣。他曾以交換生的身份在法國里昂第三大學進修，亦於法國格勒諾布爾大學取得法語教學文憑。現時任教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法語系，同時亦教授香港中學文憑法語科。平時經常在課堂與學生們分享的他，這次透過大氣電波向大眾介紹法國的文化與特色，分享基本及實用的法語，還透過介紹多位法國名人 — 顧拜旦、路易十四、伏爾泰、孟德斯鳩、艾菲爾、莫奈、聖修伯里等，了解法國文化如何孕育出一位位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不但寫下法國歷史的篇章，甚至影響全世界。

<h2 style="margin-bottom: 11px;">國際體育活動家 顧拜旦</h2>

現代奧運會的誕生，要歸功於法國貴族、教育家兼體育運動家皮耶・德・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1892年，顧拜旦向全世界發表了一場歷史性演講，表達他對於復興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宏大願景。顧拜旦認為，體育運動的發展亦應另闢天地，不應只作軍事用途。演說結束後兩年，顧拜旦便創立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並在1896年在雅典舉辦了首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直到現在。

<h2 style="margin-bottom: 11px;">微生物學的先驅 巴斯德</h2>

「微生物學之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法國微生物學家、化學家，是免疫學和發酵工藝等領域的奠基人之一。在醫學和化學方面，他發現酵母菌、乳酸菌等，並研發出炭疽病及狂犬病等疫苗，倡導疾病細菌學說菌原論。在應用科技方面，他找出使酒變酸的原因，幫助法國出產頂尖的葡萄酒。除此之外，法國還有很多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推動著後世的社會發展。

<h2 style="margin-bottom: 11px;">締造法國時尚 路易十四</h2>

統治法國長達七十二年的國王路易十四，橫跨十七至十八世紀，是法國在位最長久的君王之一，有著「太陽王」(Le Roi Soleil)的稱號。在其治下，法國國運昌盛，文藝活動鼎盛，堪稱法國黃金時代。他鼎力支持法國的文學和科學發展，先後成立了法蘭西文學院、科學院及喜劇院，網羅當代傑出學者，如文學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集數學家與物理學家和哲學家於一身的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等等。法蘭西文學院的設立，促進了法文的發展，令語法逐漸定型、文法結構也逐漸清晰，成為世界上最優美精確的語言之一。另一方面，路易十四亦影響了時尚發展，為法國往後的時尚產業奠定了基礎。路易十四統治期間，世界男裝的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他在男裝中應用高跟鞋、絲襪、蕾絲等時尚元素，後來漸漸運用於女裝之中，也給後世女裝的發展帶來了繁榮。

<h2 style="margin-bottom: 11px;">與時並進的文化中心</h2>

猶如奧運盛會以主辦地作為中心，法國正是由眾多偉人奠下科學、藝術、文化等領域的中心地位，而且並無因為時間過去而在歷史的洪流中消失，反而是隨著時代變遷而進步，不斷外向推展，融入現代人的生活美學之中。巴黎奧運，也定義了2024年的時尚和絕美。

 你好‧再見‧巴黎

死亡在華人日常生活中猶如禁忌，紙紮物品等同「恐怖」，避之則吉。當死亡來臨時，生者為葬禮準備紙紮物品，渴望先人過了奈河橋仍然能夠豐衣足食，尋得一片樂土。生者死者天各一方，燒紙紮品既盡了生者的心意，亦蘊含他們對死亡無力之感。紙紮，不單是一件物品，更是一種紓緩在世者悲傷情感的安慰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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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紮在香港日漸式微，本地大型的紙號相繼結業，行業青黃不接，餘下只有碩果僅存的老師傅。澳洲籍設計師高峰有次來港，隨即被師傅即場紮作紙紮的精巧手藝所吸引，於是他用了六年時間收集了各式各樣的紙紮品，輯錄成圖文並茂的攝影集《人間冥煙：香港紙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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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照香港社會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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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不能實現的願望，唯有寄望在死後的世界得到滿足。紙紮是香港社會縮影，映照出各階層的特定需要及欲望。人在冥府，也得留意衣食住行，故紙紮作品中，有豪宅，也有名車，讓死者享受生前未必可享的奢華。香港人以食為天，蛋撻、蛋卷、雞蛋仔、平安包、燒賣、點心「照板煮碗」成了紙紮，滿足先人的口腹之欲。食品送達冥界，一眼就看穿收件人的生者親朋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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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紮世界雖是虛構，卻實質反映一個「井然有序」的冥界想像。進入冥界需要「過關」，因此會有像香港護照的「天地國際護照」、「冥府回鄉證」、「冥府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看來死後仍要先在關口排隊過關。「有錢使得鬼推磨」，冥錢不可或缺，冥通銀行的紙錢，印有玉皇大帝的頭像和簽名，甚至有美金冥錢，或許與現實不同的是，冥錢不受通脹影響。《人間冥煙：香港紙紮文化》書中附錄更有「冥府產品服務供應商名單」，涵蓋銀行、交通運輸、飲食公司、健康製藥、時尚美容及娛樂，看來冥界之大，超乎你我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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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思維複製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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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紙紮利用簡約幽默的思維複製出日常生活的原物，煲仔飯、雀籠、相機、電單車等取其形，捕捉其神髓，即使沒有精細設計，驟眼一望便知其物。不少紙紮品會模仿知名時裝及品牌，近年有不少品牌公司為了打擊冒牌亦向紙紮商店發警告信，要求停止用紙紮仿製，於是出現了「走精面」的紙紮品。紙紮省去了知名品牌商標或是採用品牌諧音，如「高級啤酒」、「高露佳」牙膏、「冥府日用品公司專用漱口水」、「冥府薄荷膏」等，就連手槍也有紙紮品，看來冥府也是世途險惡，需要一槍傍身，這些紙紮品足見師傅們風趣幽默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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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就如喬遷，而葬禮就像是新居入伙的慶宴。」移民成為了現實香港人的熱話，倘若人生最後一站也要移民，這本書如同一本「死後移民指南」，亦是香港獨有文化象徵。生者透過紙紮，願死者再不用受難受苦，在世界另一端，尋找屬於自己的快樂天地。

收聽開卷樂《人間冥煙：香港紙紮文化》| 嘉賓︰冼懿穎 (編輯)、伍桂麟 (生死教育顧問)

《人間冥煙：香港紙紮文化》【開卷樂】

寄明信片，曾經是去旅行的指定動作，憑著一張紙品，可以將旅行風光分享給遠方親友。現在每人手中都有一部智能手機，可以即時上傳沿途美景，明信片便慢慢地退流行了。從前，除了為一趟旅程作留念，明信片也能為時代留下見證，尤其是在艱難的歲月中，即使是一張紙片也來得異常珍貴。香港收藏家協會前會長張順光回憶起三十年前，曾與朋友一起舉辦為期三個月的明信片展覽，想不到一場志在分享愛好的活動，居然讓香港興起了明信片收藏熱潮！當年不但得到各大報章宣傳，展覽場地也天天出現人龍。展覽後，張順光將收藏品出版成書，那本書又啟發了不少人，加入明信片收藏行列，其中一個就是陳照明。三十年後，張順光與陳照明這兩位因明信片而結緣的收藏家，共同出版了《明信片中的日佔香港影像》，與大家分享珍貴又富有歷史價值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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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佔時期的香港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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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張順光與兩位朋友以「20年代的香港」為題準備展覽。張順光說：「1920年代的香港很美麗，與上海是Twin Cities，當時的建築物很有代表性。」二三十年代的香港是充滿生氣的魅力城市。可是到了40年代，日本佔領令整個城市變了色調。張順光分享說，在收藏界，「日佔時期」的收藏品具有獨特價值，除了當時家家戶戶也被逼換購的軍票之外，即便是一張相片、甚至一張單據，收藏價值也十分高。2021年是抗日戰爭80周年，張順光與陳照明特意出版了《明信片中的日佔香港影像》，收納了由戰前，至戰爭中期，以至1945年戰後共一百二十多幀明信片。兩位作者稱，蒐集這批明信片難度非常高，一來是因為戰爭時期大部分平民忙於保命，物品的保存也來得困難；二來在戰爭時期，所有明信片也是由日本官方出品，不輕易落入平民手上；第三是因為戰後香港交回英國管治之後，殖民政府也不想保存這些不光彩的物品。因此，這些記錄了香港40年代面貌的明信片很難找到，收藏家由日本鄉鎮以至世界各地洽購收集回來。「80年後仍在市面上見到是很幸運的」，張順光感慨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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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政府意識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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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第一張明信片於1869年由奧地利郵政局發行，後來逐漸在歐洲以至全世界興盛起來，成為讓遊客、商人及船員購買的紀念品。明信片的誕生是為了與人分享風土人情以至歷史文化，可是到了戰爭時期，明信片便成為政治宣傳品。明信片在日語稱為「繪葉書」，1904年的日俄戰爭是日本明信片的轉折時刻，為了動員全國民眾投入戰爭，日本政府大量發行以日俄戰爭為主題的明信片，更逐漸成為美化戰爭的工具，軍方對軍人寄回國內的明信片由圖像以至書寫內容也加以審查。這些明信片所展現的，都是日軍佔領地的繁榮美好，例如攝於彌敦道的明信片，畫面是日本士兵牽著小孩過馬路，暗示皇軍珍惜人民的一面。張順光稱，這些照片如「劇照」一樣地擺拍，相信是經精心設計的官方宣傳品。除了照片之外，當時日本會派畫師在前線當隨軍畫家記錄戰爭，甚至繪畫出香港政府向日軍投降的情景。然而當時的畫師會美化所見之景象，所以在收藏的角度，照片價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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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這批明信片帶讀者由日本角度看香港，未能反映當時民間苦況，但仍然記錄了不少當時香港的城市面貌和社會環境，極度珍貴，值得大家慢慢欣賞。

收聽開卷樂《明信片中的日佔香港影像》| 嘉賓︰張順光、陳照明（作者）

《明信片中的日佔香港影像》【開卷樂】

「文化是甚麼」，好像怎樣也說不清。如果說文化就是精緻的文藝玩意，那麼潮流文化、飲食文化又是甚麼呢？茹國烈為文化這回事，度身設計了一副「眼鏡」，寫成《城市如何文化》一書，讓大家更易看清文化的本質。現任香港藝術學院院長的茹國烈是香港資深的文化人，有超過30年藝術行政管理經驗，包括曾任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香港藝術發展局行政總裁和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等。茹國烈在書中，以世上不同城市作為「標本」，解剖她們的文化脈絡，也將其所思所感帶回香港，思考如何為香港文化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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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文化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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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香港人喜以「文化沙漠」自嘲，茹國烈解釋，最初是上世紀初從北方南來的文人，形容作為轉口港的香港欠缺精緻文化。然而，不同的人對文化有不同的演繹。事實上，當時香港處於殖民時期初期，有豐富的庶民文化，而且是東西文化的大熔爐。歷史上，香港更是翻譯重鎮，華語世界的第一份中文報紙也在香港誕生。其實香港有深厚的廣東民俗文化，也有獨特的小說、電影文化等，這些也是重要的文化歷程。茹國烈指：「香港人說自己沒有文化，只是代表不搞藝術，但不代表沒有享受足球文化或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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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國烈參考歐洲的文化指數概念，探討香港的文化分佈。他相信香港區區也有文化，並提出「香港十八區文化密度指標」，以書店、代表時尚文化的商場、餐廳、咖啡店、電影院、學校、宗教場所、郊野公園比例，以及人口種族多元等因素，除以每一區面積，計算每平方公里的文化密度，發現原來排第一的不是香港人常以為很有文化的中西區，而是油尖旺區，數字還遠遠拋離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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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nbsp; 一副眼鏡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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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是文化，傳統是文化，宗教是文化，體育也是文化，文化的定義很闊，有時容易產生誤會，或是各說各話不明所以。茹國烈提出「文化光譜」（BEAM）的框架，讓大家更有系統地去探索文化的含義。他歸納出四個分組：B，代表Belief and value，即是信念和價值觀；E是Everyday Lifestyle 日常生活風格，M即是Memories回憶，而A是 Arts and creation 藝術和創造。這四個分類元素，就是一套有四個維度的文化光譜。在BEAM的概念中，藝術只是其中一個部分，四個元素並沒有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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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國烈以BEAM這副「眼鏡」，周遊世界上一個又一個的文化之都，作為「城市標本」，探尋「城市如何文化」。例如茹國烈在2019年第一次踏足的阿姆斯特丹，這個位於荷蘭與水相鄰的城市，他感到格外舒適。後來赫然發現，阿姆斯特丹的歷史與發展和香港頗為相似。她曾經是一個重要的商人城市，世上第一個股票交易所就在阿姆斯特丹。然而，城市總有盛衰，曾經在17世紀經歷黃金時代的荷蘭，在18世紀逐漸退出海權爭覇的舞台。但今天的阿姆斯特丹，從昔日的帝國餘暉中蛻變，融合藝術文化，新舊結合，轉化成一種創新力量，成為當代舉世知名的創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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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故事也非常有魅力，例如一條彌敦道就能描述出一個相當吸引的香港故事。這條誕生於19世紀的林蔭大道，結集了百多年來不同的香港文化。茹國烈說，假如整條彌敦道能好好保育，是很壯觀的一件事，也能從文化角度，向世人說好一個香港故事。

收聽開卷樂《城市如何文化》| 嘉賓︰茹國烈（作者）

《城市如何文化》【開卷樂】

收聽開卷樂《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涼茶》| 嘉賓︰鄧家宙（作者）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涼茶》【開卷樂】

「我在七十年代成長，你說得出那個時代的人名，他或多或少也學過一點功夫。」麥勁生教授笑說。功夫在香港甚至世界各地曾經興起一陣熱潮，從著名的電影與文學之中也能看見武術的元素。關於武術的歷史，資料較為零散，而且虛虛實實地夾雜着大量傳說，到底那些才是真實的歷史？兩位歷史學者兼功夫迷，麥勁生教授及劉繼堯博士，數年前決定開始一個鉅大的工程，並出版專書《緯武經文：近代中國武術的創建歷程》，探求今日的武術概念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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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化的武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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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傳統中華文化中，武術與學術之間互相影響，正如書名《緯武經文》，武術是既修文又習武而上至國家，可見中國傳統對武術的宏願。但對外行人來說，想起武術，可能馬上有幾套電影浮上腦海，例如以民初為背景的《葉問》；古裝片又有很多接近超能力的武功，例如能飛簷走壁的輕功；與宗教有關的「如來神掌」系列等等，都是一般人對武術的聯想。

麥勁生和劉繼堯從明代以前的文獻著手研究，當時與武術相關的論述十分零碎，除民間習武以外，又有軍旅武術如練兵佈陣兵器等，甚至在法術和社會運動之中也找到武術的影子。因此要梳理出有關「武術」源流的歷史脈絡殊不簡單。劉繼堯解釋，習武本身是一件實用的事，但在歷史之中轉化成為各種面向，包含道德修養、宗教經驗和愛國情懷等，上至治國下至強身健體，乃至後來成為一體化的國術概念。這些今日看似理所當然的論述到底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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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方病夫至功夫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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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中國被西報形容為「東方病夫」，麥勁生表示，這種說法起源自中國當時的戰事失利與國力積弱，但何時開始用作形容中國人體質羸弱，實在很難考究。國難當前，當權者意識到中華民族需要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以做到「強國強種」，即是讓中國人種壯大，產生新國民。正如梁啟超歸納當時的中國人，無論在人格、精神狀況、體格上都需要再加塑造。當時西方體育很受歡迎，但如果要給中國人設計一項鍛鍊身體的運動，應該從哪裡取材呢？時人就想到將傳統武術概念改造成「國術」，去除怪力亂神和幫派元素，聚焦於精神修養、養生健體，並強化當中的愛國情緒，成為一套一體化的全新概念。「外練筋骨皮、內練精氣神」的說法，也是從當時開始形成。總結而言，現代武術概念的構成與近代中華民族發展史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所謂國術在歷史中更具有民族復興的責任。時至今日，中國擺脫「東方病夫」的形象，中國功夫 (Chinese Kung Fu) 更成為中華文化外銷的國際品牌，實在走過了一條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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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勁生和劉繼堯本身是歷史系的師生，二人同樣熱愛武術，既修文、亦習武，憑着個人興趣與學術專長，一步一步整理零碎史料，合力梳理出「近代中國武術的創建歷程」成書出版，對師生二人而言，意義非凡。本書更助讀者撥開民間傳說的迷霧，以史學角度理解武術源流，內容翔實，深入淺出，是一本讓武痴們醉心的歷史專著。

收聽開卷樂《緯武經文︰創建中國武術的近代歷程》| 嘉賓：麥勁生、劉繼堯（作者）

《緯武經文：近代中國武術的創建歷程》【開卷樂】

相信對於遊客還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電車也是一份親切的集體回憶。外型古典雅優的電車受到不少人喜歡，《由電線車說起：駛過百年的軌跡》作者謝耀漢便是其中的表表者。謝耀漢是電車發燒友、電車文物收藏家，更成立「電車文化保育學會」，兼擔任會長。這本書的源起來自一場展覽，當時有人說起香港還未有一座屬於「叮叮」的博物館，謝耀漢便想到，不如就造一個屬於「叮叮」的「紙本博物館」吧！謝耀漢講到，原來舊時電車廠發生過一場小火災，大部份有關電車的文獻也被燒毀，因此現存的電車歷史資料非常珍貴，出書不但能與大眾分享電車故事，更能為資料作整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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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線車與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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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車見證這座小島的發展，她的故事總有濃濃的歷史感。原來，最早期的電車曾被稱為「電線車」，這是從一張現存最早期的電車票發現的，車票的正面寫英文，背面是中文寫上「香港電線車公司」。能夠從一件文物發現這麼重要的資訊，也就是歷史考查的趣味，因此書名便定為《由電線車說起：駛過百年的軌跡》。在19世紀，有商人首先提出要在初發展的香港建設集體交通工具，後來，華人議員伍廷芳參考了之前的建議書，再度提議建設路面交通工具，那就是最初的電車。伍廷芳於1881年在定例局（即是現在的立法會）建議電車草案，政府在翌年便頒佈了初期的電車條例。當時總共有六條線，其中五條是電車線，一條就是現在的山頂纜車。由於當時富裕的洋人多居於山頂，財團看準商機，首先建造了山頂纜車，因此山頂纜車比電車早一點開始運作，二者在歷史上，可謂同祖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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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等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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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有大量珍貴的歷史照片、各代電車的設計草圖、車票和當年的新聞報導。香港電車在1904年正式啟用，當時的電車仍為單層，座位分為頭等和三等。初代的單層電車，頭尾兩邊是開放式設計的三等座位，中間的頭等是密封的包廂，設有電風扇。這種設計使三等座位比頭等座位更清爽舒服，一度讓當時的洋人向電車公司投訴，後來便再改動了電車座位的編排。直至1912年，開蓬雙層的電車才出現，一直經歷演變，由開蓬變成帆布頂、再變成木蓋頂，直至1925年才發展出全密封的電車。二戰後，由於需要更大規模地製作電車，電車公司遂與太古船塢合作製作車身，成為接近今日電車款式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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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另一邊的電車發燒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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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耀漢自幼家住在電車軌附近，四五歲便開始對電車情有獨鍾，長大後也一直留意電車資訊。十年前，他在一個關於世界各地電車的外國網站，看見一位洋人拿著一個1：16的巨型電車模型，而且手中拿著的更是香港的電車！謝耀漢當時興奮得立即聯絡網主詢問模型是否有售，當下才得知那是網主親手製作的私人收藏品，而且模型還裝有機械裝置，能在軌上前進。二人自此便惺惺相惜，開始大談電車經。這位朋友就是本書的另一位作者John Prentice，原來他一次在香港發現了英國早已消失的木框電車，覺得非常喜歡，自此便成為了香港電車迷。二人雖然不曾見面，但卻透過文字交流合寫了兩本有關電車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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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線車說起：駛過百年的軌跡》除了挖掘和展示了珍貴又有趣的電車歷史，也側面見證香港的演變，乘載了香港數代人生活的軌跡，繼續前行。

收聽開卷樂《由電線車說起：駛過百年的軌跡》| 嘉賓：謝耀漢（作者）

《由電線車說起：駛過百年的軌跡》【開卷樂】

日本攝影師杉本博司曾以相機類比人類的眼睛：「快門之於相機是相當重要的裝置，以果斷的態度面對分秒不停變化的現實，以及無法捕捉的時間。最後對著時間拉出一條線，決定我們所見的事物。這個動作，把現實中模糊存在的實像轉化為擁有明確方向性和意義的虛像，定影在底片上。」人生就是一次長曝光，杉本博司這句話啟發了李嘉儀寫下旅遊散文集《曝光》，將她在加拿大、拉斯維加斯、泰國等地的所見所聞幻化成長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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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儀在《曝光》中一句話扼要說明：「我們將屬於自己的光轉化成文字，轉化成每一個書寫手勢，那裡或急或緩，或輕或重，我的光被我的動作收納、壓縮、再現；在這頁紙上，在這片螢光幕上，以黑與白，光與暗的方式，透過不曾停止的時間，向你正在閱讀的眼球放射，滲透，蔓延。」作者的文字到達了讀者的眼球，鑽進了黑暗，這是聆聽生命的過程，整個生命沒辦法永遠完全捕捉，明知破碎，也視之為一種完整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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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散文寫的不一定是愉快的心情，李嘉儀形容這是一種流動和飄浮的狀態。李嘉儀在溫哥華的朋友家借宿，因此用了不少篇幅描寫加拿大旅行。她喜歡當地四季分明，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景色。她有許多主題想訴說，全書侯分成多個分支，帶領讀者跟隨作者各種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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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不像旅遊書一樣寫上各式各樣旅客景點，而是道出作者的生活日常。踏進了寒冷的溫哥華，適應的是陌生與不安，或許時間一長，身體機制就能適應新地方，「就如煦雨在日復日的適應裡，漸漸分出寒冷的層次。」幸福不是必然，這老掉了牙的語句在跌宕起伏的人生卻是一句安慰，「看來烤得香脆的煙肉與兩片鬆餅上，倒滿糖漿。」即使如食早餐這習以為常的動作，也會隨時消失，畢竟人在異地，流離浪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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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見灑落門框的早晨光線，嗅見咖啡的氣味，這個纏有簡單期盼的涼冷早餐就會在我心內重現，它像生命中某個讓我重置的原點，彷彿我只要站在那裡，就不會有所毀損，是一片我恆久珍愛的光之風景。」每天日常看似相同，但我們經歷的卻不盡相同，而且變化無常。快樂相聚的時光剎那間逃去無蹤，藏於我們回憶的深處，如同我們生命重置的原點。「當時代的摺痕隨屍體的重量，隨煙火滑落的聲音輾壓我們的臉猶如火燙，我們的淚與無淚，我們的呼喊與沉默全成了倖存的坑紋，為要盛住所有死者漏接的光、漏接的時間……」時間總會過，人生漫漫長路，能做的是緩緩向前行。「光會流轉，由一個人的眼睛抵達另一個人的眼睛，由這一代人的眼睛流向下一代人的眼睛，由黑暗流向光明，流向遺忘，同時流向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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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代之中，每段生命，也將留傳在他人的曝光之中。當旅程到達終站，快門落下的那刻，回看自己的曝光作品，也殘留着你和我以生命力綻放的光之素材。

收聽開卷樂《曝光》| 嘉賓︰李嘉儀（作者）

《曝光》【開卷樂】

獨居的九十後作家曾詠聰受失眠之苦，曾經無奈地借助酒精入睡，卻在早上頭痛欲裂，唯有靠咖啡提神。身為中學教師的他，一度來來回回，在這種迷糊混沌的精神狀態下度日。就在這期間，他寫下了散文集《千鳥足》。「千鳥足」來自日語，解作醉後腳步搖搖晃晃，「即使在任何事物、感覺、說話也不被解讀的年代，仍寄望《千鳥足》能留下微小註腳，記錄我們曾經目睹、珍視、卻不再回來的記憶。」〈三千世界〉、〈格林威治的誤點〉、〈東風破〉，書中三輯的故事正正記錄了作者這段期間的奇思妙想，勾畫了那消逝的成長回憶。作者曾屢獲文學獎詩組冠軍，雖然書收錄的是散文，卻以詩的形式呈現。書中收錄了他的專欄文章，卻被抹去了時間；三位友人寫的序並不在書首，而是安插在不同章節的角落。亂的感覺就如一個人在買醉，亂中卻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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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鳥足》寫的是個人成長。〈Gameboy〉一文中的「大牛龜」遊戲機，可說是八九十後的童年回憶。小時候一起追逐卡帶裡的夢想，如《寵物小精靈》遊戲中相傳要到太空捕獲的神獸夢夢（作者寫的是超夢夢，但在金銀版本中是可以捕捉的），大家拼命向前，到頭來太空的夢夢卻不存在，只是小孩間口耳相傳的傳說。「揮霍和胡謅，是小孩子妄想成大人的憑證，當然還繼承了放棄。更綿延的徒勞，也要在不知不覺間結束：當地圖上再沒有未知地區、圖鑑失去所有精靈影子、長久沒有出現感嘆號，就連大木博士不再來電，原來這個無盡的遊戲，最後都會消隱在苦悶的命運，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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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不一定是美好的，《千鳥足》記下的成長故事也不一定優雅。〈長連式與頂心杉〉記的是屋邨男孩踢波、師奶們七嘴八舌、樓梯轉角不時有針筒的情景；也記錄了那年中秋，一大群小伙子聯群結隊，追擊屋邨中的露械狂。這些率性又魯莽的行為，在成人眼中是無知，在成人回憶中卻是回不去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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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蜻蜓〉一篇，記下曾詠聰應考前的片段：「臨近會考，書桌的空位就似沒有勝負的過三關。你開始擅長告別。一同成長的朋友，今天揮過手後，原來再不會見面……保持聯絡是最大的虛偽：擁抱、轉身、揮手……最後只會剩下你一個，你知道的。在一場場寧靜的挫敗裡。」回憶的步履，猶如千鳥之足，蹣跚地踱步。這半夢半醒的文字，為青春、為生活、為年代，留下一頁頁微小的註腳。

收聽開卷樂《千鳥足》| 嘉賓︰曾詠聰（作者）

《千鳥足》【開卷樂】

18歲的時候，我們在做甚麼呢？我們可能忙於功課，或是適應剛脫下校服的身份轉化。而今年才22歲的李天心，18歲那年決定一個人飛到12個國家去做義工，踏足內地、日本、匈牙利、德國、丹麥等十多個國家，真是不簡單。於李天心而言，旅行重點不是打卡或美食，而是思考人生，所以她寫下了《別讓世界看扁你！十八歲女生從香港走向世界的追夢旅程！》一書，記下屬於18歲的她的旅行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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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思考人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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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這趟旅行的源起，李天心說︰「好聽一點就是探索，其實是不知自己想怎樣，只感到好lost。」她形容當時剛考完DSE的她不知道自己想要甚麼，也想不到四年後大學畢業會怎樣，在這個迷失的時刻，她開始想了解人生的意義，也想知道自己可以怎樣幫人。這個追夢旅程的初衷，其實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她覺得自己從小只認識日本和韓國的文化，很想知道地球另一邊的人如何生活。雖然她說一開始起行時目標不清晰，但她自言「人生一出世也不知道目標，走著走著便會在過程中找到意義」，於是決定起行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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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字就是將「我」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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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心在各個國家參與了不同類型的義工活動，當中有比較傳統的義教、清潔環境等等。但讓她最深刻的一次，是為丹麥大型草地音樂節做義工，為24小時不停載歌載舞的音樂節進行場地預備和維持秩序工作，聽起來也十分夢幻，說起當時音樂節內人人天天喝啤酒的活動，天心的聲音仍有一絲興奮。但原來讓她最深刻的是音樂節完結後，過千人留在地上的垃圾讓一眾義工嚇到了。扔滿整地的垃圾執得沒完沒了，有些義工對主辦單位一肚子怨氣，叫大家一起罷工，走掉去旅行算了。李天心當時很猶豫，她問自己為什麼自己要來呢？她想到，義工的意義就是將自己放到最低，好像「義」字中的「我」放在下方。這些骯髒工作沒有人喜歡，但總要有人去做。最終她也留下來，嘗試喜歡這個討厭的工作。當天的反思，讓她今日面對工作中不喜歡的環節時，也仍然十分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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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與旅程中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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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趟旅行中最震撼心靈的，是在西藏看「天葬」儀式。她和一行人到當地教小朋友吹口琴，途經色達，這是中國唯一一個可以讓旅人參觀天葬儀式的地方。起初得知會去看天葬，李天心是有點退縮的，這麼年輕的她要直面死亡，對她而言也太沉重了。不過因為大伙兒要去，她也硬著頭皮跟著。當地天葬場每天兩點也會舉行儀式，在天葬的過程中，鷹鷲爭相啄食驅體和內臟畫面十分血腥，但她更留意到的家屬的神情。面對死亡，他們沒有哭得死去活來，而是寬容地有說有笑，甚至關心家人的身體有沒有被吃光。死亡和天葬，對於他們來說是回饋自然的過程。李天心說，經過了這些，也改變了她看待生命的角度，教她不會故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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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世界看扁你！十八歲女生從香港走向世界的追夢旅程！》紀錄了李天心18歲的心境，她說數年後的現在，看法已經很不一樣，回看當天的文字也覺幼稚肉麻。但這也無妨，因為那是過去曾經真實的自己。

收聽開卷樂《別讓世界看扁你！》| 嘉賓：李天心（作者）

《別讓世界看扁你！十八歲女生從香港走向世界的追夢旅程！》【開卷樂】

深水埗是個有趣的地方，喜歡手作的人會想起「棚仔」布市場和珠仔街；高科技一族會想起黃金電腦商場；文青們會想起去大南街喝一杯咖啡；關注民生的人又會想起劏房和貧窮問題。單從以上幾個切入點，也可看見深水埗是個非常多元的社區。近幾年，深水埗更面對市區重建和士紳化爭議等等，這個本來已充滿多樣性的社區產生很多變化。民間團體影行者與義工組織深水埗小學雞希望在這些變化之中，透過口述歷史，紀錄此時此刻在這裡的人的生命故事和狀態。《百工百業：我們與小店的相遇手記》編輯魏豪震Johnny說：「小店就好像人一樣，有她的性格，有她的氣場，不只是一盤生意，也有很多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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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水埗的《深水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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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20年開始，有一班人感到深水埗變化很大，便萌生想紀錄當中一事一物的念頭，於是開始製作社區刊物《深水報》。兩年後，便將這些紀錄結集起來，成為《百工百業》一書。製作這本書，對於作者們而言，是「做區」的其中一個環節。早在2014年這個名為「深水埗小學雞」的社區互助發展行動義工組織，已開始關注重建項目引起的問題，和跟進協助那些受影響的商戶，也定期和影像藝術組織「影行者」一同舉辦社區導賞，讓大眾更認識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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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深水埗的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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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書名是《百工百業》，但書並不是以行業分章，更像是由小店的感覺分類。第一章是〈區內的神奇小店〉，集合了不同種類的奇店奇事，有七十多年的涼茶舖、「衣紙界的奇華」、排檔小販、充滿寶物的夜冷店、還有沒成功訪問到的醬園。這些訪問中，不止介紹店舖的歷史和貨物，也很著重人的故事，他們很關心店主是怎樣的人、行業和小店的關係，整個行業又有甚麼變化。從小店的大門窺視進去，可以看到很深很闊的世界。更有趣的是，與一般的紀錄者不同，他們筆下不止有所看見的事情，文中更有不少「自己」，作為紀錄者的感受和與店家的互動，讓人讀起來就像親身到訪一樣，多了一份臨場感。其中一篇文章內，有一位鎖匠叔叔，起初寡言又勤勞的他不願意和紀錄者「閒談」，拒絕受訪。後來紀錄者多次到訪小店，直至一次，鎖匠叔叔剛剛收到同行結業而送他的生財工具，一時感慨便接受訪問，並說出很多深刻的人生看法，成就了一篇珍貴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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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一本小店紀錄冊〉一章，則來自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念頭。Johnny說：「我發現其實社區沒甚麼儀式感，今天探看完，明天原來不見了，連一句再見、問候都沒有。」於是他想起大家小學時寫的紀念冊，即使有些別離在所難免，但至可以留下一紙紀念。有些時候，他們更是趁小店結業清貨的最後一天衝入去已清空店內做訪問，抓緊告別前的最後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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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做區」呢？Johnny說，先走進社區看看吧。有時再多的努力，也未必可以阻止社區的無情變化。Johnny回憶道，當他把新鮮印好的《百工百業：我們與小店的相遇手記》送給當初不願受訪的鎖匠叔叔時，這位一輩子辛勤又寡言的叔叔老淚縱橫。大概這就是社區紀錄的重量。

收聽開卷樂《百工百業︰我們與小店的相遇手記》| 嘉賓︰魏豪震（編輯）

《百工百業：我們與小店的相遇手記》【開卷樂】

看見《參差杪》這個書名，有人會把「杪」誤讀成「抄」，而「杪」和「秒」也是只差一筆。「杪」的粵音是「秒」，意解樹梢。《參差杪》三字讀起來，像需要用盡所有面部肌肉，讓人印象深刻。作者張婉雯在自序中解釋道：「書中的文章篇幅不一，長短各異，故曰『參差』； 我希望它們即使是枝葉末節，也能像大樹的樹椏一樣，從不同的方向伸向廣闊的天空，故曰『杪』。」張婉雯是香港小說家，著有多部小說，包括獲得香港書奬、香港中文文學雙年奬及香港出版雙年奬的《微塵記》。張婉雯寫作二十餘年，《參差杪》卻是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她說「作為第一本，也是總結，是二十年的我一個小階段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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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齊處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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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齊處見精神」是樊善標教授為《參差杪》所寫的推薦序所起的標題。主題和風格不一，「參差不齊」正是這本散文集的特色，他形容「閱讀《參差杪》其實是體會『張婉雯們』的矛盾和協調。」散文集結集了張婉雯過往二十年的文章，當中有很多情懷是現在已是寫不出來了，不同年紀的她看待事情的感受和角色自然有所不同，將這麼不同風格的散文結合為一，這樣「參差不齊」，張婉雯不知道這是否讀者想看的書，或會否感到興趣，因此出版這本書的心情是戰戰兢兢的。然而，這正好能讓讀者完整地看見她的成長，於是便決定了以這個形式面對讀者，然後再開始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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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的動物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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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婉雯除了是作家，也是一位「貓奴」。她在作者介紹中首句是「生於香港，喜歡寫作，關心動物」，而《參差杪》的首章便是〈動物的夢〉。作者對動物的喜愛，不是流於對寵物貓狗可愛樣子的鍾愛，而是關心城市動物的生存，體現一種人對動物深度關心的情懷。書內寫的動物，有中學解剖室的白老鼠，有去年因疫情而被撲殺的倉鼠，還有龍貓和兔子等，當然不少得作者家中的小貓的生平故事。張婉雯筆下的動物與人類城市息息相關，由曾在香港出沒又被撲殺的老虎，說到今年當局對待動物的態度，當中流露出作者對城市的看法。張婉雯說，很多事情會看見城市荒謬的一面，「這個城市有時很可愛，有時又很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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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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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散文的主題都是過程的回憶。在《參差杪》中，張婉雯也將記憶化為文字，例如她寫在中大的生活，讀中文系的她和同學一起在宿舍煮飯、吃校園名物檸檬批。張婉雯還用特別方式的方式寫出自己家族的故事。例如關於她親祖父與爸爸的一文，題為〈父系歷史研究〉，刻意用一種旁觀者的口吻，客觀地去理解家中發生過的事，讀起來別有一番味道。不論是校園生活還是家庭回憶，張婉雯也提醒自己，「人始終要向前望，不要一味懷舊」。雖然如此，把回憶寫出來，還是有一定意義，至少可以留住過去的自己：「那些過去的情懷，心情已告一段落，現在已經寫不出來了，因為那個我已經不存在了。」

收聽開卷樂《參差杪》| 嘉賓︰張婉雯（作者

《參差杪》【開卷樂】

早前，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在社交平台發起「一人一字勉考生」行動，鼓勵各界人士為DSE考生送上鼓勵與祝福；而為了迎接新學年的開始，蔡局長為一眾師生送上「啟」字：「對老師來說，教學是啟蒙、啟導學生的工作，同時又具啟動、啟發的意思，希望師生新一年能夠重新啟動、發揮更多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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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了通識科成為高中必修科，課程要求同學須到內地考察，費用由政府全額資助。節目主持何玉芬博士欲了解，假如中五生今年因疫情關係而未能進行考察的話，當局有甚麼應對措施？「我們知道同學明年需要專注備試，假若今年內仍未通關，將安排他們在DSE考試後出發。」蔡博士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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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設計了21條路線予學校選擇，二至五日的行程包括：廣東、福建、湖南省等城市的歷史、文化及科技考察安排。蔡博士期待疫情盡快緩和跟兩地恢復通關，便能盡快安排考察活動：「同學透過親身體驗，能以第一身角度認識國家、提升國民身份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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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學生對國家有更深入的了解，教育局積極推動國家安全及價值觀教育工作。蔡博士說：「國家安全不只跟軍事與政治有關，與經濟、社會、民生更是息息相關。未來希望能夠結合更多學科知識、配合多元課外活動，幫助同學更立體、多角度地認識國家制度以及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從國家視野看全球最新發展趨勢，並由近至遠去認識自己身份定位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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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主持人鍾傑良關注到隨著適齡學童人口下降，學額因此供過於求，局方有何對策？蔡博士指：「有見及此，教育局開展了『跨區重置』及學校合併等工作，以便紓緩個別學校的收生壓力，另外，亦有聲音提出可以招攬內地或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學童來港接受基礎教育，但現時大灣區的教育發展漸趨成熟，香港需要反思我們的優勢何在？有哪些措施能吸引家長帶子女來港受教育？此外，我們注意到有人才流失的情況，部份學科教師不足，教育局正跟相關師訓機構提出彈性處理教席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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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蔡博士勉勵莘莘學子，在新學年以輕鬆的心情、保持好奇心去探索新的知識世界，期望在家長、老師以及社會各界支持下，締造愉快的學習環境，讓香港的教育有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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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聽《教學有心人》#536 (每月一嚮導) I 教育新格局

教學有心人

<教學有心人> 每月一嚮導

十年建築幾番新，我們營營役役的同時，西九龍鐵路站、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等各種大型建築忽爾出現在眼前。在美麗新香港的夕陽下，不少本地建築有其獨有色彩，皇都戲院、牛棚藝術村、伯大尼修院等各有故事，各自精彩。而本地年輕建築師亦有不少設計佳作，許允恆遂以筆名「建築遊人」撰寫了《築覺VI：築遊香港》，讓讀者了解本地建築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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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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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香港政府以公開設計比賽方式招聘香港科技大學建築師，港大建築學系黎錦超教授提出的方案着重人文精神，希望學生學習及活動不只限於室內，因此計劃工業學院與商學院各設大樓，兩學院之間再以巨大天幕連接，成為大學的核心區。由於選址背山面海，建築時儘量避免大規模開山的工程。而建築師關善明則提出希望每一座學院內均有內園，依山而建走廊和電梯連接各個部份，而沒有採用中央大街。最終黎錦超方案獲得設計比賽第一名，關善明方案獲第二名，但各方案並沒獲評審一致支持，故交由大學規劃管理小組決定。小組最終決定採用關善明方案興建，後來卻因為建築成本大幅上升，由每平方米四千多元增至過萬，而備受抨擊。籌備委員會主席回應只是建築成本大幅上升而非胡亂花費。科技大學就是在爭議聲中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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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的背後是建築師絞盡腦汁想出來的成果，如九龍塘宣道小學擴建工程便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校長原本有意在學校露天廣場上增加簡單的雨篷，令學生可以在室內活動。建築師經過研究後，為了充份利用空間，故提議在球場上加建一層音樂廳惠及學生。可是球場建築承重力原來僅餘下百分之二，小學四周亦已有建築，一方面不能打地基擴大範圍，亦不能使用大型起重機吊運。最後建築師利用較為輕便的鋼材作為音樂廳的屋頂，再以「斬件」形式以吊車吊運至校園內組裝，工程團隊只需要圍封學校走廊便可，學校當時仍如常運作。由此可見香港建築師迎難而上，勇於挑戰的堅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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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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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允恆當年在英國求學時，建築學教授就強調，建築師切勿以自己為中心，服務的對象亦不是客戶，而是為人與城市建造。書中提及不少多元社區，曾到啟業邨運動場的人就會發現，這個運動場採取了黑黃鮮明的顏色對比，為這老化的屋邨增添活力。籃球場為主軸的同時，亦創造了空間予當區的長者，以照顧不同年齡層的需要。兆禧運動場則利用簡單的線條劃分區域，在進行球類活動的同時，使用者亦可以運用想像力思考「玩的內容」，跳繩、跳飛機無所限制。將軍澳明德邨籃球場則以「友善女性」為概念，特意安裝鏡子予女性球員打波時整理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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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香港建築設計偏重商業化，而上述建築例子營造的多元共融社區空間，正正是香港所需要的。說到尾，一個城市的發展最重要的是人，「以人為本」四個字常常掛在口邊，但往往卻又是知易行難。

收聽開卷樂《築覺VI︰築遊香港》| 嘉賓︰許允恆（作者、建築師）

《築覺VI－築遊香港》【開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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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汽車出現，人和車開始互相磨擦，建築師開始思考將人與車分隔。在人口稠密、城市發展急速的香港，土地不足，唯有向天空發展。在人車爭路的年代，將街道上的行人推上天橋，騰出地面空間予行車線，看似是城市規劃發展的正確方向。天橋跨過行車道連接各地方，一方面可以令人車分隔，也可紓緩交通擠塞和確保行人安全。然而，興建天橋肯定是城市發展的靈丹妙藥嗎？建築師胡漢傑、城市設計師陳智峰撰寫了《天空之城—香港行人天橋的觀察與想像》，闡述了香港多區天橋發展的歷史，從城市設計、建築角度探討行人天橋的功能，以及天橋在城市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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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更多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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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區商廈林立，人車爭路，天橋的確能夠便利居民所需。1963年，橫跨銅鑼灣禮頓道的天橋建成，成為香港第一條行人天橋。發展商又用天橋將兩幢物業連接，中環太子大廈及置地文華東方酒店間的天橋建於1965年，是香港首條連接兩座大廈的天橋。除此之外，1970年開始的中區行人天橋系統，更有首條附設扶手電梯的干諾道中行人天橋，成為香港城市獨有的景象。天橋有便利市民之處，香港亦慢慢發展成千橋之城。根據路政署2022年3月的數據顯示，香港行人天橋已超過一千條，這數字並不包括私人興建、商場走廊平台等。可是，近年人們發現行人天橋帶來的不便，例如指示牌不清晰，商場連接的天橋通道迂迴曲折，有時候更要繞過商舖才到達目的地，增加了途程，天橋系統也就變得「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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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橋容易拆橋難，一旦規劃失當，只會令天橋人跡罕至，甚至破壞城市景觀。審計署曾選取使用率偏低的天橋作審查，指有些天橋附近已設有地面過路處。不單如此，興建天橋亦引發一系列的爭議，例如近年政府提出「元朗行人天橋計劃」，希望興建貫通南北的行人天橋，並取道元朗明渠。有指是次建議破壞明渠景觀，天橋亦無誘因令市民放棄地面取道天橋，引起了居民及專業學會例如規劃師學會、建築師學會等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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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發展在於「人」。人跡罕至的地方能吸引人駐足，在乎人如何運用其創意。美國紐約曼克頓的高線公園是由廢棄鐵路高架橋改造而成。1950年代貨運量下降，高架橋被迫荒廢，在當地居民自行成立的民間組織保育及活化之下，最終成為了世界知名的旅遊景點。其實香港亦有過類似概念，1978年屯門公路第一期通車，及後包括安定邨等屋邨落成，行人天橋連結公路兩旁的住宅，但公路行車噪音嚴重影響居民生活，因此政府在2000年開始加建隔音屏障，甚至開始思考如何運用綠化罩頂。不過工程環評報告指綠化罩頂技術受限難以綠化景觀，而更換植物的支出龐大，最終放棄了這個概念。隔音屏障頂部亦無規劃為讓人們行走活動的空間，一個香港高線公園就此失諸交臂，實屬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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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城市還路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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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是全球易行城市的代表。哥本哈根以往一如其他大城市般車流密集，政府於是將位於市中心長一公里多的斯楚格街改劃為行人專用區，甚至將柏油路和路壆移除，換上暖和的地磚，沿途有商店進駐，舒適的環境吸引不少人流。市中心步行計劃及後擴展至其他街道，推展至今超過十萬平方米。丹麥城市設計師蓋爾提出「一個熱鬧活潑的城市理應是人們可以在建築物之間活動」，他的研究推動人和單車友善的城市政策，概念更輸出墨爾本、紐約等地。日本京都也有類似的政策，「四條通」是貫通市中心的大街，過往人車爭路、交通擠塞，市政府卻並非以興建行人天橋來解決問題，而是將四條行車線刪減至兩條，再擴闊行人道，效果出奇地顯著，四條通一方面吸引更多人流，另一方面車流亦都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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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香港的城市發展，或是天橋的興建，這些公共空間最終的用家是「人」，倘若城市發展不以人為本，離地想法沒有真正顧及民意，終有一日，這城市就有如動畫《天空之城》一樣，最終崩壞瓦解。

收聽開卷樂《天空之城︰香港行人天橋的觀察與想像》| 嘉賓︰胡漢傑（建築師）、陳智峰（城市設計師）

《天空之城—香港行人天橋的觀察與想像》【開卷樂】

在出版界有這麼一個傳說：「只要封面有貓，書就會大賣。」而《偵探冰室・貓》不只封面有大大小小不同花紋的貓，連書名也有「貓」，看來一定大受歡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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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推理小說以命案或罪惡作為主題，封面設計大多是暗黑神秘風格，作為推理小說合集，《偵探冰室・貓》卻一反大眾對偵探故事的刻板印象，用上色彩豐富又可愛的小動物，單是封面配上書名，已像解謎故事一樣讓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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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推理小說作家的偵探故事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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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冰室・貓》已是同系列的第四本作品。全職推理小說作家望日是《偵探冰室・貓》其中一位作者，也是合集的「召集人」。他起初邀請多位推理小說作者出版合集，是為了推廣推理小說閱讀和創作。第一本《偵探冰室》沒有特定主題，第二本的主題是「靈」，第三本是「疫」，最新這本的主題是「貓」。望日說，原本為吸納新的作者和專注於自己的長篇小說，他自己不打算參與今集《偵探冰室》，卻因為一件社會事件引發他的反思，便創作了〈老虎家族〉這作品，故事由一位12歲少年的角度出發，圍繞婆婆在家中跌倒不治的謎團，但小說開首卻由2022年的倉鼠撲殺事件講起，在推理解謎的過程中，引發出連串對生命和家庭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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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香港味道的推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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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小說是流行文學中自成一格的文體，對比起著重人物刻劃的純文學或嚴肅文學作品，推理小說更著重情節發展和因果關係。望日說推理小說除了讓讀者有解謎的滿足感，在故事中「為死者鳴冤」也讓人類象徵性地打敗死亡。因為推理故事不像現實一樣充滿隨機性，每一個「意外」必然有待解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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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理小說的大類中，也有細分為「社會派」和「本格派」。本格派以邏輯至上的推理解謎為主，不注重寫實，題材驚險離奇、重視解謎的樂趣；「社會派」則以現實社會作為背景，側寫出社會現象，帶有批判性。《偵探冰室・貓》中的故事兩種元素也有，故事中兇殺案的動機與社會事件相關，故事背景也發生於香港社區之中，讓讀者透過虛構故事，感知真實世界。如陳浩基的〈貓狩〉，以撲殺流浪貓的爭議作為背景，故事中當局曾為解決鼠患而引進貓隻，後來卻因貓隻繁殖過度而引起種種問題，故事讓人思考動物與社區之間的關係。

譚劍的〈西營盤的金被銀床〉是關於早前香港鬧得沸沸揚揚的偷貓和虐貓事件，看得人咬牙切齒。「金被銀床」這個雅稱，原來是指披著金色毛髮，肚子白色的貓。通過貓的眼睛看見西營盤的變遷，可見作品相當重視社會性。在寫實的同時，這故事也與早前討論度很高的「動物傳心」超能力相關。望日解釋，在1928年作家諾克斯曾提出「推理小說十誡」，提出十個推理小說原則，例如禁止「靈異」和「超能力」等元素，但隨著時代發展，推理小說推陳出新，越來越多異世界作品出現，不再局限於傳統原則，這些作品在特殊設定下，能解答與別不同的謎題，讓推理故事有更豐富的變化和趣味。

收聽開卷樂《偵探冰室．貓》| 嘉賓：望日（作者之一）

《偵探冰室・貓》【開卷樂】

收聽開卷樂《夕拾朝花》| 嘉賓︰黃念欣（作者）

《夕拾朝花》【開卷樂】

太平戲院這名字年老的一輩應該較為熟悉，它1904年於塘西（即現時的西營盤）落成，1981年結業，是香港早期最大型戲院之一。源杏翹於19世紀末用兩個大洋購下太平戲院，成為第一代院主，並將戲院改造成粵劇表演舞台，空檔時播放影畫戲。源杏翹兒子源詹勳20年代開始承接爸爸事業，成為第二代院主。太平戲院營運超過半世紀，經歷三代院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程美寶整理了源詹勳的日記，撰寫了《太平戲院紀事——院主源詹勳日記選輯（1926-1949）》一書，以源詹勳第一身視角，帶領讀者見證香港二十世紀中葉的變化，走進太平戲院的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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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心向學有志於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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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日記由1926年開始，剛好是源詹勳入讀香港大學的第一年，如1月15日記入住大學宿舍：「是日下午進居於梅宿舍。」事實上，源詹勳無心向學，成績未如理想，甚至覺得讀商科課程浪費時間，年少氣盛不時吃喝玩樂，打乒乓球、打麻將、上妓院「打水圍」。雖然如此，他卻愛看文學書籍，也對粵劇有濃厚興趣，後來退學接手父親的太平戲院生意。源詹勳由一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慢慢身兼多職，不單是太平戲院的老闆，也是太平劇團班主。他既要管理公司財務，也學習編劇打曲，撰寫廣告，大小事一手包辦。日記選輯揀選1926至1949年份，這二十多年間正是粵劇經歷大轉型，由官話轉白話，劇本、音樂、表演亦受西方影響，源詹勳亦順應時代潮流發展，如太平戲院由一開始播影畫無聲默片，至1932年大裝修加設有聲放映機，播放了全港首部有聲電影。源詹勳的戲班也有名伶馬師曾和譚蘭卿等人才，令戲院及太平劇團在商界激烈競爭下仍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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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詹勳打理太平戲院有聲有色，舉例說，1936年2月，馬師曾、譚蘭卿在太平戲院連續幾天重演轟動中西文壇的古裝名劇《王寶釧》，時任港督郝德傑於2月25日10時前往參觀。日記寫道：「《王寶川 （釧）》一劇轟動一時，十六日內連演六次，中西人士紛紛來觀，粵劇而能向國際發展者，當以此也。」就連當時排位亦極其講究：「本院秩序，（一）頭一、弍行太平位用紅布椅笠，（弍）正門石級排滿生花，（三）往金陵借便茶壺、茶杯，每人一份，用鐵觀音茶葉沖滾水……」當然太平戲院不是一帆風順，至日佔時期日軍實施嚴厲管制，源詹勳需要匯報太平戲院的營運細節。日治政府推行「歸鄉政策」，為方便管理歸鄉僑民出入境，更一度徵用太平戲院作為「宿泊所」，為這些人士候船期間提供免費住宿。捱過艱難日子後，太平戲院迅速回復原貌，重新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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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剖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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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戲院結業後，第三代院主源碧福將萬多件戲院文物捐出，如各式公司書信往來、帳目等等，惟獨爸爸源詹勳日記因涉及個人私隱而保留，未有公開展示。程美寶因緣際會下認識了源碧福，並曾一窺日記真貌。程美寶指人的生活亦是重要的歷史紀錄，日記有其第一手史料的價值。她明白到源碧福的顧慮，因此在整理日記時作出調整，以「最大化的原則」，一方面略去最隱私之事，另一方面忠於日記內容，《太平戲院紀事》中，幾乎保留了九成多的原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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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寶大致將日記概括為「雞毛蒜皮、蛛絲馬跡、剖白心情、欲言又止」，也就是說日記有不少飲飲食食、生活日常這些雞毛蒜皮之事，就連茶錢也記錄在案，正因為如此才能側面反照當時的社會現況，再從這些蛛絲馬跡中發掘史料，如透過日記與史料互證，發現有些信件寫了卻根本沒有寄出。源詹勳寫日記時理應是私人之事，故感情真摯，感情生活與家人關係變化等心路歷程表露無遺，有時亦會因感情矛盾而欲言又止。讀日記可以明確感受到當時舊香港一名年輕男子，經大時代洗禮下堅信自己所走之路，「繼續信，現已大個，繼續信如最初」，成為一個有所承擔的男人。

收聽開卷樂《太平戲院紀事 — 院主源詹勳日記選輯（1926-1949）》| 嘉賓︰程美寶 (作者)

《太平戲院紀事—院主源詹勳日記選輯》【開卷樂】

廣東話「街市」泛指有蓋的室內公眾街市。街市總有一個喺左近，若然要追溯歷史，可以從港英時代的城市發展談起，當時，無論街市規劃、設計、建造方面，都下了一番苦功。街市亦因應時代轉變及人口需求，發展出各種建築風格。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徐頌雯撰寫了《香港街市-日常建築裡的城市脈絡(1842-1981)》一書，嘗試理清香港近代街市發展的歷程，發掘街市所盛載的城市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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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有蓋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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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蓋公眾街市由英國人引入香港，亦是英國佔領香港後最早興建的公共建築之一。1841年英軍佔領香港島後發展皇后大道，並出租土地予華人聚居，形成了上、下兩個市場。1842年3月，維多利亞城八千多名本地人口中，華人小販佔了六百人，他們在街上擺賣，令環境擠迫、交通堵塞、衛生惡劣。當時的輔政司麻恭上將認為需要將小販集中管理，遂於1842年興建第一所政府街市，即第一代的中環街市，將食物販賣由街頭搬入有蓋街市，以解決小販阻街及引發的衛生問題。1858年之前的街市興建均由私人承包，政府的總量地官只負責檢查街市建築是否達標，並將以往簡陋的棚寮搭建，漸改為以磚砌而成的室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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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私人承包制度出現壟斷，在缺乏競爭下食物質素欠佳，於是港英政府在1858年以《街市條例》收回規管公眾街市的權力，禁止私人售賣生肉和鮮魚，商販只能在街市營運，而政府則向商販收取廉價的租金，以穩定食物零售價格。在這時期之後興建的公眾街市均是街市建築群、室內街市及開放式街市，如1858年興建的中環街市，便是由多棟長條型房屋組成的建築群。1882年至1913年間，街市衛生情況受到關注，工務司署改良和重建舊街市的建築，新街市亦因應人口狀況，在維多利亞城以外的地方落成。工務司署亦開始引入多層街市以擴大空間，這些街市帶有西方建築風格，外牆的大窗口供室內照明和通風，內牆鋪瓷磚、地板鋪石米，方便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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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簡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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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社會動盪、食物價格急升，港府希望興建更多街市，引入競爭，從而降低糧食價格。可是，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令香港政府財政不穩，工務司署工作受到影響，因此工務司署負責興建的街市，一改以往西式建築風格而變得簡約。當時鋼筋混凝土被廣泛使用，混凝土比磚石堅固，價錢亦相對低廉，但只能透過模板定形，難以造出精緻的雕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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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司署按照潔淨局的建議，於1913年至1939年間興建了二十三個公眾街市，當中有十九個便採用了混凝土平屋頂的簡約開放式設計。街市慢慢去除西式古典建築風格，如1932年西營盤街市由於受到資金和時間所限，放棄紅磚外牆的愛德華時代建築風格，而採用鋼筋混凝土，圍繞建築物的裝飾線只有混凝土橫坑紋，較為簡單；1937年興建的灣仔街市採用三角形的平面設計，每個角皆為圓角，以突顯現代流線型的外觀，外牆使用無玻璃的窗口改善室內採光及通風，風格簡約摩登，是現代風格的重要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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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市政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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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0年代，獲得牌照的私營糧食店可出售鮮肉和生肉，市民有更多選擇，使街市經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更多市民寧願前往較為方便的地鋪也不願到街市上層，因此街市上層的空置率偏高，政府開始研究單幢街市如何能夠充份利用建築面積，如嘗試將街市天台改建成遊樂場。直到80年代，政府決定放棄興建單幢式的獨立街市，改劃為綜合性市政大樓，務求善用土地。香港第一棟多部門、多用途的街市大廈是位於柴灣的漁灣街市，是將熟食中心和公共圖書館併入街市大廈的首例，經過數十年演變，成為今日的市政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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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的建築風格見證香港歷史的變遷，因應社會不同時期需要，由起初的西式建築，轉為現代簡約風格，後來為了節省空間而演變成市政大廈。正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街市的轉變正好反映當年的部門顧及社會大眾的需求。在網購方便的今日，街市仍是香港集體回憶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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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聽開卷樂《香港街市 - 日常建築裏的城市脈絡（1842-1981）》| 嘉賓︰徐頌雯 (作者)

《香港街市 - 日常建築裏的城市脈絡（1842-1981）》【開卷樂】

曾獲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的著名作家黎紫書，創作小小說逾二十年，作品超過一百三十篇。2017年黎紫書獲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來港擔任駐校作家，與學生分享寫作心得。香港編輯鮑國鴻、林惠娟認為學生們對黎紫書甚感興趣，故向黎提出選輯作品的請求，盼為學生提供文學讀物，也就是《黎紫書小小說》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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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靈感是種虛無

常說寫作需要靈感，黎紫書卻認為等待靈感是一種虛無的事情，相反需要主動地在日常生活中收集小說素材。她自言對環境聲音比較敏感，亦看重生活每一個小節，加上十多年當記者的經驗，都有助尋找精彩片段。舉例說，黎紫書憶述自己經常與愛好寫小小說的朋友交流，每星期輪流提出一個主題，有一次朋友向她展示出一張相片，只見一名老婦人緊閉雙眼，究竟是真正失明，或只是黑暗中看不見？黎紫書帶著這些疑問，寫成了本書其中一篇〈海鷗之舞〉。文章講述一群失明的老人為殘疾中心對外的活動作表演，他們努力排練舞蹈《海鷗之舞》，可是由於舞台寒傖、音箱殘破，配以老人笨拙的舞蹈惹來台下觀眾嘲笑……突然全場燈光熄滅，惟音樂沒有停止。老人依舊故我，在漆黑舞台上跳舞，此刻有人按動了相機，鎂光燈為黑暗帶來了剎那光明，大家才驚覺老人們在台上的殘影、臉上和脖頸掛上的汗珠。究竟燈滅是舞蹈編排者刻意安排或是意外，這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一直以來用有色眼鏡看事物，設身處地換轉角度，或許有另一番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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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千餘字，包含了小說的起承轉合，緊湊的劇情隱含了作者對一張相帶來的無盡想像和獨特見解。黎紫書指，正因為小小說的篇幅小所以限制大，要設法在這細小空間透過生活片段，展示出小說擁有的所有基本元素。黎紫書坦言寫短篇及長篇小說可以將題材加長鋪墊，但小小說卻要用減法思維書寫，更具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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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華文非自然

黎紫書多年來堅持以華文寫小小說，作為華文作家，她卻認為馬來西亞的學生學習華文不是一件方便與自然的事。馬來西亞雖然是東南亞非華文主流國家之中，華文水平相對較高，但華文卻不是馬來西亞官方語言。政府改革了教育制度，只承認馬來文及英語的中學，不接受改制的學校成為「獨立中學」。獨立中學以華文教學為主，雖然學校沒有政府資助，但透過民間華人組織堅持，慢慢形成民辦的教育體制，甚至受世界各地大專認可。隨時代轉變，華文實用性下降，黎紫書有感年輕一代學習華文的熱情減退，華文水平下降，形成與上一代溝通上的衝突，因此書中有不少文章題材均探討當地對華文學習態度的議題，如〈唇語〉、〈阿爺的木瓜樹〉、〈父親的遺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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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城市均有其獨特之處，有些人在默默守護著，有些人卻不屑一顧，肆意地殘踏，自以為淨化了所謂的污穢之物。黎紫書在＜在我們乾淨無比的城市＞寫道：「沒有甚麼好投訴的，這麼好的一座城市。」文中提及各個城市為了對抗污染，每年定期會啟動抗污染裝置，讓細菌無處可逃。天空變得湛藍，煩人噪音、沒教養的粗鄙語言消音，品味惡俗的獨立式洋房憑空消失。「是的，消毒還在進行中。在人們渾然不覺的時候，這城市正有許多物事一件一件地消失。」報紙變輕了，翻開報紙，裏面全是有意思的新聞，厭惡的政客、噁心的評論、煩死的娛樂消息通通不見，「整個消毒過程就這樣，無聲無息，無孔不入。你果然就和其他人一樣，始終沒有發覺自己正在……不，已經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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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紫書愛好香港自由自在生活的環境，在香港出書就好像是完成自己的心願。很多事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就算面對困難的環境，這城市還是有希望，就算避不了也一起撐下去，始終香港是獨特的城市，就如黎紫書在後記〈應許之地〉中寫道：「由於粵語是我的母語，成長過程飽受香港（娛樂）文化薰陶，那裡可以說是我精神上的另一個文化原鄉。」

收聽開卷樂《黎紫書小小說》| 嘉賓：黎紫書（馬來西亞作家） 

《黎紫書小小說》【開卷樂】

被譽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今年7月3日離世，是香港文學界的一大損失。他撰寫的小說天馬行空，想像力衝破無垠的宇宙，不少讀者言他真正的被外星人「接走」了。對於倪匡來說，小說沒有特定的框架，只有好看與不好看之分。香港科幻會前會長李偉才博士明言，小說最重要是將讀者帶入故事之中，他笑言倪匡的大腦構造特殊，才華不容置疑，淺白文字正正能夠講出一個好聽的故事來。

我們總覺得倪匡的作品與科幻掛鉤，但倪匡沒有特別標榜科幻，如《鑽石花》便是一本驚險小說，與科幻無關；《尋夢》寫一宗謀殺案，沒有科幻的成份卻利用了投胎轉世、宿命業報的概念，情節令人毛骨悚然。倪匡強調創作要與眾不同，因此早於60年代早期，便在作品中加入科學元素，如「女黑俠木蘭花系列」加入了幫派抗爭、武俠、科幻等；衛斯理小說追求的，是大自然中各種奧秘，亦是對知識的追求，以及個人心理和精神上的認知。

「倪科幻」超越科學

倪匡的想像力無遠弗屆，不少忠實讀者戲言倪匡其實是來自外星。倪匡撰寫的小說別樹一幟，形成了屬於他獨特的「倪科幻」。「倪科幻」與西方科幻最大不同，在於想像的空間。倪匡寫作並沒有嚴謹的科學論證，但他卻嘗試使用這種「半桶水」的科學語言去解釋事物，甚至自圓其說。科幻的意味是新科技與新知識對人心及世界帶來衝擊，太空探險、外星人、機械人各種情況無一不包，詭異的情節帶讀者上天下海。而李偉才最欣賞的，是倪匡小說對於貪婪、自私、權力等各種人性的刻劃。倪匡創造出比科學想像更宏大的世界，或是探討科學世界無從入手的課題，這種衝突令故事更具趣味，也不能用西方科幻小說的尺度去量度。舉例說，《玩具》是一部倪匡精心設計的長篇小說，以另類方式解釋命運。故事講述電腦造反，毀滅全世界的生物，保留少量的當成機械人的玩具。衛斯理闖進入這個時代，他嘗試逃走，但「走」的過程也是「被玩弄」。書中最後寫道：「命運在玩弄着人，人好像也很甘心被它玩弄，一旦人不甘心被命運玩弄了，他會有什麽結果？其實，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根本沒有人可以擺脫命運的玩弄！／人，根本就是玩具！」

倪匡寫作貫徹了佻皮的寫作風格，於2005年出版最後一部作品《只限老友》後，書名是因為衛斯理認為書寫了一半便不能繼續，其他讀者或許深感不滿，只有老友才能夠體諒。他死後不忘「考驗」一眾讀者，倪匡的媳婦周慧敏在他死後發文，寫倪匡「蒙C寵召」，又言「遵奉遺訓不設儀式不發訃聞，一切從簡。」倪匡撇除了世俗的目光，不願死後有甚麼儀式，走時亦不帶走一片雲彩。忠實讀者會知道「蒙C寵召」出自小說《頭髮》，書中寫地球人原本的家鄉是外星，人類只是實驗室利用無性生殖方式製造的「實驗品」，智力及頭髮功能被剝奪，集體遣送到地球。外星再派「A、B、C、D」來地球，創立四大宗教，主張相信他們就能得救，書中亦形容C來到地球時，三個牧羊人看到天空有異樣的光亮閃耀。有讀者解讀A是阿拉伯語的伊斯蘭Al-'islām，即穆罕默德，B是佛陀Buddha， C是基督Christ，D是道（老子）Dao。倪匡曾於2009年港台節目《科幻解碼》中表示，他認為四大宗教均有共通點，認為人有罪孽，再由神解救世人。有人問他是否如讀者解讀般故意使用ABCD，他卻笑言自己只是順手拈來，甚麼也不知道，甚至他聽畢D是老子才「恍然大悟」。

充滿睿智的預言家

倪匡幾十年前便曾經預言，電腦會「作反」，會反過來控制人類，《玩具》一書就是代表作，只是當時未有人認真看待。今日重看，不但沒有過時，他的科幻隱喻儼然成為不少人的憂懼。君不能抵擋人工智能與人類社會的發展，乃至矛盾與衝突，這早已成為更多文學、電影、劇集的主題。從科幻作品中，讀者往往不但見到虛構的雄奇想像，還有對人類世界的思考和反省。

倪匡開創了香港科幻文學先河，淺白文字深入民心，故事情節扣人心弦，極具個人風格。華人文學界更設有「倪匡科幻獎」，表揚優秀的科幻文學作品，可見倪匡對中文科幻小說發展的貢獻。在此，為這文壇巨匠獻上最深切的敬意。

收聽開卷樂倪匡與中文科幻小說  嘉賓︰李偉才 (香港科幻會前會長)、譚劍（科幻小說作家）

倪匡－來自外星的香港文壇先知【開卷樂】

自二十世紀初，香港已經發展為東南亞數一數二的現代化城市。香港自開埠以來已是東西往來的中轉站，不少亞洲人都經此遠赴重洋，當中很多也是歷史名人。從他們近百年前在港的足跡，我們可以看見香港在世界歷史中地位之重，也能感受到本地歷史的深度。談及日本和香港的歷史，並不止教科書上所記載的抗日戰爭，早在戰前港日兩地已有不少有趣的交集。我們能從戰前日本人的眼中，看見昔日的香港社會面貌，也能認識近代香港與日本的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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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與野草心平的香港對話

不少世界文壇泰斗也到訪過香港，例如世界十大文豪之一，印度詩人泰戈爾。作為亞洲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在1924年訪華時受到熱烈歡迎，在旅程期間他更住進香港的淺水灣酒店。除了受到華人的熱切招待，也有不少亞洲人為見一睹偶像風采，不惜越洋來港，其中一位就是草野心平。

草野心平被稱為「昭和最後詩人」，這個名字至今對於日本人來說仍然十分親切，每年畢業季節也會響起由草野心平詩作譜成的校歌，在福島縣和廣島縣更設有草野心平紀念館。雖然草野與泰戈爾談話的地點在香港，但他們的談話內容是泰戈爾對日本的印象，香港這個中轉站，偶然成為印度與日本文化有趣的相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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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目漱石的日記找到香港

《爐峰櫻語：戰前日本名人香港訪行錄》作者黃可兒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學士、日本語言及教育碩士。她曾遊歷日本四十七都道府縣，從部落格時期已分享她的旅遊經歷。有一次倫敦旅行中，她拜訪了倫敦的夏目漱石紀念館館長恒松郁生教授。恒松郁生一生致力研究夏目漱石，多年前從夏目漱石和其朋友的日記中得知他在1900年曾到訪香港，於是他在1978年專程來港尋找這位日本殿堂級作家的足跡，卻因為不諳中文而無功而還。

當時夏目漱石朋友的日記記載了他們曾坐「朝星」，恒松郁生對此毫無頭緒，然而黃可兒一看，便聯想「朝星」是直譯了「Morning Star」，正正就是初代「天星小輪」！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坐上新一代的「Morning Star」，真正的中文名字叫做「曉星號」，就是我們最常見白身綠底的小輪了。據記載，當時32歲的夏目漱石雖然身體不佳，常常鬱鬱不歡，但他對維港景色讚不絕口，更到了太平山頂遊玩，並乘坐當時由鋼索牽動的山頂纜車，對此驚奇不已，心情非常愉快。而直到今天，天星小輪和太平山頂也是日本人來香港必到的景點。

找到了真正的「朝星號」，既償了老教授一個心願，黃可兒也因為這個小故事，開始了一系列明治、大正及昭和時代日本名人的香港遊歷研究。在過程中，她發現原來日本與香港有更多有趣的淵源，例如陸奧宗光在1870年見證香港鋪設海底電纜、昭和天皇裕仁登位前喬裝訪港、日本錢幣的字型原來與銅鑼灣的皇家鑄幣廠有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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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峰櫻語：戰前日本名人香港訪行錄》一書除了有日本名人訪港事跡，也有這些名人的生平小傳，拼湊出戰前港日甚至整個亞洲豐富多彩的歷史面貌。

收聽開卷樂《爐峰櫻語：戰前日本名人香港訪行錄》| 嘉賓：黃可兒（作者）

《爐峰櫻語：戰前日本名人香港訪行錄》【開卷樂】

「浪漫在亂世中是一種奢侈，老實生活卻是活在亂世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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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時代的文化人也有不同特質，形容現代「文青」也有各種演釋，《〈書譜〉的日子－一本純書法雜誌的文化脈絡》作者兼藝術史學家羅淑敏，將七十年代的文化人歸納為「老實」。原來在1974年代，有一班.....其實也沒有一班，是兩位文化人，創辦了專講書法與篆刻藝術的雙月刊《書譜》，直至在1990年才停辦。談藝術的雜誌市場已經不是很闊，純講書法篆刻的雜誌，市場更是窄之又窄。然而兩位老實文化人，單純地因為對書法的熱愛，帶著傻勁把這本「偏門」雜誌搞得有聲有色，甚至在國內國外也被傳頌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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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老實人

《書譜》共出版了90多期，是一份非常成功的藝術雜誌。羅淑敏形容，《書譜》的成功與「時代」和「人」也很有關。若《書譜》誕生在今天，便很難有這種化學作用。首先，在70年代中國的學術界經歷動盪，有很多很好的學術研究沒有地方發表，於是很多重份量文章寄給他們刊登，使《書譜》的內容十分充實。在20世紀以前，書法是高級藝術，只有士官階層才會接觸，雖然從21世紀開始，書法在民間已經開始普及，但直至70年代，一般市民想學習書法仍是很難，當時一個有質素的字帖也很貴，普羅大眾對書法藝術只能望門興嘆。當時為某報社副刊編輯的吳羊璧與投稿人李秉仁飲茶閒聊，講起書法在香港未能普及實在可惜，應該有一本大眾刊物讓大眾認識書法才是。羅淑敏說，當時吳羊璧只是「說說而已」，誰知李秉仁向他當時的華僑老闆籌集到一筆起動基金，在幾個月內便認真把雜誌籌組起來，還租了一個小小的辦公房，便開始辦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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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淑敏形容，70年代文化人有種「傻勁」，像她的書法老師、也是《書譜》骨幹人物曾榮光，家裏有多少米也不知道，只知道為了喜歡的文化藝術，可以不顧一切去做好，明知道「爬格仔」不會發達，但他們就是有一顆「辦好一件文化事的心」。現代社會人心更複雜，存在太多物質生活的比較，很難再找到這一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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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的藝術雜誌

現在的藝術雜誌大多都不是給平民百姓看的，更多是屬於上流圈子，介紹的藝術品都價值不菲，藝術雜誌更像是高價商品投資選單。而《書譜》創辦時便希望成為一本普及雜誌，他們相信書法不是高級藝術，而是和人的生活有關。因此他們並不宣傳或追捧明星或書法家，而是追求通俗，跟普通人對話。羅淑敏說，《書譜》所講的「通俗」，並不是營造低級趣味，而是照顧不同讀者的需要和水平。雜誌內有專門的學術文章，也有教婦女和小學生自學書法的專題，也會登出讀者來信，解答疑難。他們相信，書法本身有表達語言的功能，雖然發展成為藝術，但仍然與日常生活有關，人們每日都在寫字，書法其實並不遙遠。

另一個雜誌成功的原因，是他們刻意拋開門派和地域界限，做到一個純粹欣賞和分享書法的平台。其中一件趣事，是他們創刊時，猶豫找誰來題字。為了不跌進任何一個門派，最後他們選擇從碑帖中找出《書譜》二字，相當高明。在往後的雜誌中，他們找到多位書法家為《書譜》以不同字體題字，成為一大特色。

眼見今天書法已越來越少人關注，連很多小學也再沒有書法堂和功課，羅淑敏表示非常可惜。她說要讓下一代接觸書法，首先是讓他們覺得好玩，「我可以跟你說紙筆墨是極好玩的東西！」羅淑敏一再這樣說，語氣間聽到她對書法的熱情，也許多少傳承著她口中老師的那份「傻勁」。

《《書譜》的日子－一本純書法雜誌的文化脈絡 》【開卷樂】

「我們總是愛把簡單的事情弄得複雜，我們抬頭看天，天就是天了，天是沒有國界的，沒有國族，星斗滿天，叫星宿，可不是叫星族。」西西新長篇小說《欽天監》訴說了主角周若閎的成長故事。他父親曾於晚明欽天監工作，周若閎耳濡目染下，年幼便跟隨父親學觀星，到後來考進了清廷的欽天監，向西方傳教士學習數學、幾何、西方曆法及星象等，直至退休歸隱，也就是清朝時中國知識份子的縮影。抬頭仰望星空，背後牽涉的是一系列人事、權力在時代洪流的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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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尊嚴受創

西西用了很長篇幅去寫中西思想對天的觀察。中國的「欽天」有敬天之意，乃至漢朝董仲舒的精神天。中國人對天的認識有限，對天存在敬畏，古代的欽天監正是朝廷為理解天文地理而設的部門，可惜官員知識能力有限。有一次京城發生大地震時，書中提到 「福伯說，上天發怒，不久就有大災難囉。父親聽了，搖搖頭，沈吟說：應該有預兆，為什麼沒有。」

自古以來，中國自詡為天朝，視其他部族為夷狄，但面對西方先進的科技傳入時，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受創而質疑自身，但礙於面子問題卻不承認。西西婉轉地點出當時中國人的自負與玻璃心。明末清初時，西方傳教士的豐富知識遠勝中國，傳教士亦深明要保存中國人面子的道理，如利瑪竇傳播西學時，面對帝權統治，逐漸學會讓步，以尋找傳教士的生存空間，甚至容許中國教徒祭天祭祖。西西在書中引用利瑪竇《中國札記》：「先要謙遜盡公民之職，然後學習當地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書中提及耶穌會士南懷仁講授《坤輿萬國全圖》時言：「地球是圓形的，在圓形的表面，沒有中心點。全世界的國家，沒有一個位於中心，也每個都位於中心。中心，只能當作東南西北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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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保守不容許開放

康熙皇帝重視西方知識及工藝，甚至有一所皇帝專用的「玩具廠」，收藏各式西洋玻璃、眼鏡、自鳴鐘等等新奇有趣的發明，也意味當時西方科技較中國更勝一籌。此外，全書花了很多篇幅講述周若閎學生時向西方傳教士求學，可惜面對大時代下，保守的思想仍然存在，到後期乾隆禁教，足以證明中國至上以下，也沒有開明地接受外來文化。開放的思潮始終受到皇權、時局所限。

周若閎和同學寧兒一方面接受中國傳統欽天監的教導，另一方面又向西方傳教士虛心學習，最終在欽天監由學生成為老師，也成為了中西方知識場角力的夾心層。他們見多識廣，不滿當時保守的教育風氣並作出批評。「例如古人的《步天歌》，文字淺易，又押韻，是為了方便民眾學習，可是一直收藏起來，只容政府的天文官員閱讀，不准外洩。」如康熙曾下旨指示官員修習外語，不過並沒有確實執行，也沒有成立相關的外語部門。寧兒提到自己在浩瀚星空下感到渺小，認為西洋傳教士擴闊了他們的眼光，「我難以理解有些很有學問的士大夫，引經據典，要證明這一切進步的科技我們古已有之。不單這麼說，更認為都源自中國，連康熙皇帝也這麼說。我看過皇上參與編寫的《三角形推算法論》，其中認為西學是中國古人流傳出去的，是禮失而求諸野。拍馬屁的士大夫，奉承這是天大的創見。」

香港作家劉偉成特別提到，中國近代史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的著作《西學東漸記》、《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正正反映中西頻繁接觸，思想及文化融合背後，中國人心理上對於傳統文化及知識的掙扎及反思。就如寧兒所說，每個人只是無垠宇宙裏的微塵，在歷史洪流中，尤其顯得渺小，但也只能夠緊守崗位，勇敢且盡力地做應該做的事，正如西西書中最後道：「人世匆匆，有什麼可怕的。」

《欽天監》(下)【開卷樂】

熟識西西的讀者想必讀過《哨鹿》這本長篇小說，四十年後，西西寫下姊妹篇 —— 一部新長篇小說《欽天監》 ，西西在書中〈後記〉言：「想來《哨鹿》寫乾隆時，已播下了寫康熙的種子，似乎是無意識，卻是最早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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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衝突

西西新書《欽天監》以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來華為背景，講述主角周若閎一生的際遇及選擇。他自幼跟隨父親學習天文知識，十二歲考進了欽天監，十八歲成婚後工作直到退休。欽天監是中國古代觀察天文、計算曆法的官員，相等於現今天文台。康熙時期，傳教士獲召見，並向欽天監教授西洋知識，甚至在欽天監擔任要職。另一方面清朝仍存有封建保守的思想，引發中西方科學、歷史、文化等融合及衝突的波瀾，如當時朝廷起用洋人，希望引入西方科技協助發展，卻遭保守的國粹學者反對。

教科書上往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草草帶過這段中西文化猛烈碰撞的歷史，西西卻著眼於這段少人提及的歷史，以創新的方式，利用周若閎的成長故事，娓娓道出當時中西思想模式的分別及衝突。周若閎有一個青梅竹馬的玩伴叫容兒，他不時會將自己所學會的事情與容兒分享。容兒出生於中醫世家，在陰陽平衡的思想概念下長大，與周若閎學習的西方知識截然不同。容兒卻不是一下子「落閘」，反而耐心傾聽周若閎的講解，暗示中華文化保持對西方醫學科技的客觀態度，為中國醫學注入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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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藏於故事

香港作家劉偉成認為，西西運用吸引的小說情節，帶出清朝西方傳教士來華這段歷史的沉重複雜，又利用淺白的文字將艱深的天文知識變得易明，有「舉重若輕」之感。西西亦善於將小知識小事情藏於故事之中，令文學親近讀者，故有驚喜之感，耳目一新。周若閎學習阿拉伯數字如何算數加減，還有三稜鏡、點線面等等新奇知識。又例如周若閎在學習用鉛筆在紙上寫字，「不用墨，不用水，也不會在紙上化開，染暈成一片，一筆一劃，清清楚楚。」、「容兒，我把其中一枚回家時帶給你。／老師不會怪責麼？／不，這是送給我們的。」簡單的一個故事就已經蘊含了西方知識的傳入，中國學生的驚奇，以及主角的年少情懷。

西西以往的小說，總是沒有明言用典或交代引用參考資料的出處，敘事時間線亦比較跳躍，大多依靠讀者的想像。《欽天監》創新地一改以前的作風，在每一節後列明與文章相關的史料出處，令讀者設身處地感受當時實際的環境變化，敘事亦清晰地跟隨周若閎的成長經歷而發展。

西西將全副心力貫注小說之中，如她在〈後記〉言：「這小說我是從頭到尾，逐節細寫，每次累積約一萬字……」這些寫法不像西西以前在報刊的小說專欄每天見報快寫，她形容「小說這樣慢寫，並不一定比每天快寫好，但至少嚴謹些，思考得細緻些。」西西也自嘲年老，已沒有年輕時的幹勁。劉偉成驚歎西西八十多歲的高齡，仍可用五年多的時間撰寫《欽天監》這部合共二十多萬字、一百二十節的長篇小說，以強大的寫作力量梳理歷史糾纏。關於《欽天監》的故事仍然未完，且待下回分解。

《欽天監》 (上)【開卷樂】

《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離開是為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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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在外地，又總是一種內在穿行。生命如行旅，沒有一趟旅程可以重複的。」作家潘國靈如是道。隨少年到中年，旅人身份不止一個，旅居、背包客、流浪者等各種身份，隨時間的累積賦予了旅行的意義，不同時期的生命歷程對地方感受也有階段性總結。潘國靈認為旅行的廣義是以身體的流動，跨越邊境國界，或是發掘新地方，總之就要離開熟悉的家園，如卡夫卡所言「離開這裡，就是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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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失落

潘國靈到過不同國家留學，又曾前往美國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他浪跡天涯，及後整理自己多年來的旅遊散文結集成新書《總有些時光在路上》。書中大致分了澳門、巴黎、愛荷華、紐約、杭州、北京等地的章節。我們就像被困於名為疫情的籠中鳥，即使外國放寬檢疫限制，回港卻要隔離，旅行看似遙不可及，不妨透過他的人生軌跡，穿梭不同時空，遊歷各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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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首往事，澳門成為了自己人生旅行的開端，將兒時到中年幾度折返的記憶集合成＜澳門雜憶＞。潘國靈形容香港和澳門的關係如同一面對照鏡，香港無街可逛，電子屏幕的廣告、海鮮酒家、摩天大樓與商場充斥四周，對比澳門適合散步的地方、大型可樂樽的老式招牌、地痞茶樓、殖民歷史建築的保留，在這個甘心沒強出頭的澳門中，找回香港失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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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反思

書中不少文章是過往回憶的書寫，文字帶讀者走過了歷史的傷痛，如同佳釀般待時間揮發，再細味當中對民族的反思。潘國靈在2007至2008年旅居紐約，走過世貿遺址時，隨著鐵絲網看著頹垣敗瓦。原來自九一一事件後，世貿中心以「歸零地」（Ground Zero）廢墟示人，置放了十年，讓各地遊人反思缺失，再重建為世貿中心一號。潘國靈言如果瓦礫在面子大於一切的國度，現場必定被圍封掩蓋起來；如瓦礫在經濟是命的城市，政客、既得利益者絕不允許在城市中心地帶霸佔一位置。如今九一一的紀念碑並不是矗立著供人仰望，而是造成南北兩個下沉式的水池，「成了兩個永遠銘刻著歷史創傷的缺口，它物理上的下陷，永遠提醒你有些東西不見了、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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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並非純粹旅遊書或者城市觀察，最終連接當地文化和人文歷史。讀潘國靈2011年寫的＜再見紐約－反省缺失＞，再讀他同年寫的＜印象杭州－雷峰塔石＞，看似兩個互不相干的章節，並排而讀卻有另一番體會。潘國靈去過杭州旅行，走進西湖「雷峰新塔」參觀，發現展覽館出售塔磚，並附有「塔磚收藏證書」。建於北宋的雷峰塔眺望西湖晚照，明朝時遭受大火燒剩塔身，直至九十年代初舊塔崩塌。坊間迷信塔磚可以強身健體，挖磚牟利。潘國靈引用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人數既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後，卻難於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後，我們單知道由於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的所得，卻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為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於滅盡。」潘國靈直斥私挖是罪，真金白銀買卻竟是功德，揭示了當代中國社會沒有價值只有價錢。兩個地方的遺址，兩種處理的手法，引發起一系列人文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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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可以是有目標地朝聖，又或是漫無目的，時而需要安全，有時愛冒險，潘國靈言：「無論哪種形式的旅行，都有一個可回歸的家園在等著自己，旅行的本質就是人為地與家園保持距離，從而獲取經驗與樂趣。如果沒有家園可以折返，那便成了流亡或放逐，說的又是不太一樣的東西了。」我們一生人總有些時光在迷失，流離浪蕩，離開熟悉的家園，這些旅行經歷，無論時間多長或是一去不返，將會成為自己未來的一部份。

《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開卷樂】

以紀錄承傳本土文化－－香港老舖記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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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開始意識到，無論是衣食住行，從街頭到街尾盡是一式一樣的連鎖店時，香港很多老店已經無聲無息消失在歲月之中。偶有大眾關注，很多時也不過是結業一刻的最後餘暉，讀者觀眾認識老舖之時，卻也是老舖終結之日。在時代巨輪的高速輾壓下，有一班人希望將這些仍然存活的老店拍下來、寫下來，除了為老舖作宣傳，也志在透過一個個幾十年乃至過百年傳承的民間故事，讓人看到這座城市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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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網上印到紙上

《香港老舖記錄冊》成書前，早於2018年已在網上設立專頁，一幀又一幀老店的相片，一篇又一篇東主的訪問，讓大家細味着香港的前世今生。專頁發起人馬基諾自言，在2017年起，發現很多老字號結業，「當下有一個感覺就是自己應該了解多點，因為這些老舖是香港文化的載體，不如去多幾間舖頭，了解多一點，寫低一點記錄。」一個衝動，開始了這個項目。馬基諾說，隨著他訪問了越來越多老店，「發現香港老字號文化底蘊真的很深，不自覺越寫越多，又想了解更多各行各業的老字號，但發現一人之力並不足夠，開始萌生想法不如找些人一起做。」於是他便組織了團隊，大家也是在工餘時間義務採訪撰文，其中一人便是本書另一位作者詹穎宜。

詹穎宜在大學修讀歷史，畢業後修讀建築文物保護碩士，她形容建築是物質文化，而老舖蘊含的傳統技藝和歷史故事是非物質文化，需要有人去做些事件才能被保存，將老店保留下來，亦令香港街景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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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作為手段 協助老舖傳承　

專頁開啟至今已發佈了五六十個故事，而《香港老舖記錄冊》一書則收錄了28篇老舖記錄，當中大部份店舖都開業逾半個世紀，甚至已有百年歷史。在訪問當中，他們有不少有趣的發現，例如傳統食店有自己的生態，當有人手空缺，他們不會登廣告公開招聘，而通常是以「人搭人」的方式找熟人來工作，這樣的方式會增加信任，讓老闆放心將手藝傳授，可能這種也是食店多年來能維持風味的原因。

除了食店之外，另一個老舖特別之處是，很多老店也提供客製服務，例如1885年開張的惠記珠寶，就提供客製飾物，能讓客戶訂製高質素的銀器；1898年開業的亞民興昌洋服店，這所百年老號至今從不外包製作，工藝水平也屬最高標準。這些高水準的客製產品，與現在以大中細碼劃分的標準化商品相反，他們的傳統手藝也值得傳承下去。馬基諾說，「很多老字號比較低調，沒有特別宣傳方式，所以知名度會比較局限，希望給多點人知道洋服店的特別之處、當中的歷史和手藝都值得欣賞。」

有些老店在時代巨輪下被淘汰，有些傳統工藝則因政府政策而無法保持原貌，例如大澳的鹹蝦醬，因為近年政府禁止拖網捕魚，讓漁民不能以從前的方式捕捉銀蝦，現在都從中國大陸取貨，不能即捕即製，鮮味也不得不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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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基諾形容，很多人對香港了解很片面，以為香港很細，沒甚麼給遊客看，但他們沒有了解香港的深度，其實各行各業蘊藏很多深層的香港文化，值得我們挖掘。「在了解老舖的過程中，覺得香港文化是這麼燦爛和有深度，對這個地方的鍾愛也越來越深。」

《香港老舖記錄冊》【開卷樂】

《夢或者無明》—不是高舉愛就能化解創傷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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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經不是一個容讓輕描淡寫的時代；也不是一個應該故作溫柔浪漫的年代；不再是一個高舉愛就能夠化解創傷的時代；亦不是一個單純在某種角度旁觀議論，就足以抵達他者困境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談不上快樂，惟有在這城夾縫之中生存，詩人李顥謙在詩集《夢或者無明》言：「我失語，所以寫作。」

李顥謙中三開始寫詩，他指這是一種執著的自我面對過程，堅持多年想法的能量累積。十多年後他出版了詩集《夢或者無明》，全書用字黑色、低沉、濕冷，極不真實，如同黑暗中透視出世界的輪廓，感覺有如我們在無選擇的情況下發夢，幻想一個逃生出口卻不切實際，夢狀態輪迴下去，呈現一種鬱燥、衝突、游離眾多感覺互相拉扯碰撞的狀態。＜怨懟詩＞中的一句「像我住在這個城市，而從不抽煙／肺葉也會成為空氣的燃料／被飲下。」在這城市裡，沒有做錯事的人卻遭受困擾，生命經歷的鬱結創傷也沒辦法溫柔地撫平，「我掐著烏鴉的喉嚨／但錯的不是閃電／是飛翔時被擊落的瓷片」、「我踢中別人的屍體／卻沒有落淚」。烏鴉、屍體這些虛浮的意象營造出幽暗氣氛。李顥謙希望能夠以宏觀角度，與讀者共同感受身處環境氛圍，透過文學語言處理，將個人又具普遍性的精神狀態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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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並不舒適

李顥謙坦言詩對於自己而言並不舒適，書分了「墜」、「影」、「愛」、「夢」四輯表達出強烈無力感，也就是配合了書的另一主題「無明」。「無明」來自佛家術語，李顥謙言「（無明）為一切苦之根本，是人無法察見世間實相的悲哀」。＜七種無明＞以詩的方式呈現煩惱、混沌與虛無編織了人生。在絕望之中生存，自以為能夠擺脫社會的枷鎖，原來只是一隻不會飛的鳥人，詩中一段寫道：

「鳥人

　那是很多年之後，人們都急著成為鳥人的時代；到某個歲數，人便會決意從大廈躍下。只是，沒有人能夠真的飛翔起來。

　水面的翅膀，像船一樣划向沒有陽光的遠方。生而為人，總如鉛錨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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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散文詩

「夢」收錄了十七首散文詩，連結他者的情感，探索未來的嘗試，透過不同處境人物的曲折經歷讓讀者有共鳴的感覺。散文詩看似是有起承轉合的一篇散文，用標點符號或散文的方式分句分段，但在運用語言上富有詩意，如＜司機＞一詩：「停車場不見血泊，黑夜還沒有被大燈燃亮。地面上那些極力張開的失語喉嚨，正被過熱的引擎填滿。／據說，一部已被移走的閉路電視，曾經拍攝到一個頭戴鴨舌帽的背影，緩緩走進密封的箱子，然後屈膝坐著，等候經過此地的人將自己揭開。」停車場發生了神秘的事件，原本拍攝了整個過程的閉路電視卻被移走，真相有待當時途徑此地的人揭曉。詩所形容的事件沒有仔細明言，卻勾起了眾人似曾相識的回憶，引起無限聯想。

李顥謙笑言自己為人悲觀，但仍覺得香港文學散文詩有其發展方向。他希望詩作能夠令讀者對現代詩改觀，甚至轉移支持文學市場，擴大本土文學的生存空間。

《夢或者無明》【開卷樂】

《異國文學行腳》－頹廢的時代，苦悶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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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波特萊爾）其實不是一個頹廢的詩人，而只是一個頹廢時代的詩人……他的苦悶、憂鬱，正是『世紀病』的反映，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法蘭西學院院士程抱一評論道。十九世紀中期拿破崙重建舊巴黎，命省長奧斯曼將巴黎大規模改造為現代化都市，作家波特萊爾以往熟悉的巴黎不見了，寫下了＜天鵝＞一詩表達感慨之情：「舊巴黎已不存在了，唉！」、「都市的形態，變得比人心更快」。波特萊爾面對城市變遷引發的鄉愁，如同失去了故土的流亡者。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又找到波特萊爾的影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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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走四方修行

對於異國文學作家，我們又認識多少？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唐睿研究語文教學課程，他認為歐洲生活文化風俗各有不同，而香港長時間受到英語傳統影響，對歐洲國家的認識往往流於表面，對比起韓、日等其他亞洲地區，香港常規學校課程亦比較少教授外國作品。唐睿認為外國文學可以開拓視野，且與歷史文化背景息息相關，故希望通過撰寫《異國文學行腳》一書，為香港讀者介紹外國經典文學作品。

「行腳」本來是指僧侶求法而遊走四方的修行方式，唐睿探索異國的世界，同時亦希望這本書能夠作為「一本修行的指南」，協助讀者掌握西歐文化概念及思潮。本書選取了二十三位異國作家及其作品，勾勒出西歐文學家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的思潮形態，包括了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以及影響思潮的歷史大事，如法國大革命，乃至後期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等。

本書由「登山之路」及「道上風景」兩部份組成，前者是唐睿負笈巴黎修讀文學時所研習的外國作家，故內容以介紹法國作家為主；後者則是留學前閱讀的作家，如井上端便是唐睿在圖書館的「巧遇」。書中除了介紹經典文學外，亦吸納比較小接觸的文化體系，如美籍猶太人文學家以撒．辛格、保羅．奧斯特等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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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端倪

除了歐洲作家外，唐睿亦提及了不少著名的俄國作家。他特別提及正在發生的俄烏戰爭，俄國與西方國家的角力並非一朝一夕，文學作品卻可追溯至舊俄時代以一窺端倪。唐睿言從舊俄時代的大作家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可以追溯到西方與俄國傳統文化的拉扯及地緣政治的角力。屠格涅夫出生於俄國富裕家庭，及後前往德國留學，成為當時俄國社會中的「西化者」，吸收了歐洲進步思潮。後來他旅居法國，通過創作針對俄國社會弊病作出尖銳的批評，如《獵人日記》揭示俄農奴制問題。換來的當然是俄國當權者的監控，屠格涅夫亦遭受到軟禁。

後來屠格涅夫發表了他的首部小說《羅亭》，刻畫出年輕的知識份子這類典型的人物，儘管這些人物學富五車、思想前衛，但他們有一通病，因意志軟弱而懊悔一生，也就是所謂的「零餘者」。屠格涅夫與當時西方國家頂尖的知識份子有不少來往，開拓了廣闊視野的同時，亦反思俄國知識份子欠缺行動力的弊病。俄國一方面吸收歐洲國家的知識，另一方面卻在意識形態上作出拒絕，知識份子面對時代洪流只能無動於衷，如此種種複雜的心理狀態，一一反映在俄國經典文學作品之中。

可是，人從來不會被任何事物所拘束，就算在壓迫的大時代，關鍵是否擁有堅忍意志，勇於想像，如同莫泊桑《皮埃爾與讓》：「偉大的藝術家是那些將他們獨特幻想強加於人類的人。」

《異國文學行腳》【開卷樂】

《筆下-文學經典的六個專題》－寫作是不可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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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是不可教的。」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葛亮教導小說創作逾十年，每次課堂之先也會引用韓少功這句話。不少學生經常在課堂上閱讀名家經典，只著重用字遣句，模仿名家文筆，希望一本通書讀到老。葛亮直指：「將注意力聚焦於作品的類型化特點，模仿者隨之失去了更為寶貴的東西，即作為藝術主體的個性」。寫作技術固然重要，葛亮認為當擁有基礎前提下，實現對文字駕馭能力達到寫作自由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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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教導小說創作時，就人物、情節、敘事角度等各方面設一系列專題，少有就文學經典的審美意趣，以至文本與人物時代互動作出闡述。因此，他撰寫了新書《筆下 — 文學經典的六個專題》補漏拾遺，也作為他長期研究寫作的經驗整合。《筆下》分析了二十六部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再以六個鮮明主題的分類，包括「作家們的少年敘事」、「過去時態中的小說文本」、「關於『物』的四種勾勒方式」、「每座城市的文字明信片」、「文學時空與太虛幻境」、「女性書寫與歷史現場」。如「關於『物』的四種勾勒方式」中，葛亮試圖透過《香水》、《金閣寺》、《帶著鮭魚去旅行》等文本，闡述每一個城市人被世界物化的悲觀論調，從中思考作為一個人的文化意義。葛亮認為每人各自有其原生家庭與童年，城市生活的情景是重要文化空間，共同經驗能夠引起讀者共鳴，也就是物的勾勒展示這座城市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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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不是單純的文筆技巧，而是前人經驗的傳遞，葛亮揀選經典作品時並沒有判斷文本高下的過程及標準，反而希望透過大量的文本，令讀者能夠接觸不同寫作風格的作品。這不是說技巧不重要，反而寫作須要通過技巧達到自由之境，葛亮言作者「樂意戴著腳鐐跳舞」，願意去接受藝術格律基礎下，當中逐漸建立屬於自己的觀念，不需要太多規限，在已有的文學基礎上「靈光一閃」，從而達到真正的自由。在此不作冗長贅述，讀者可自行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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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為任何選擇追悔

葛亮撰寫《筆下》與他準備小說課堂教學不同，上課時會因應學生的需要因材施教，撰書時卻會考慮讀者的感受，加入現實的語境、個人經歷，代入讀者的角度，探尋他們感興趣的領域。《筆下》因此並非單純以文學角度出發，葛亮在文本分析過程中，著重的不單是提升讀者的寫作技巧，而是對寫作的感悟，甚或滲透個人價值觀，為讀者上了人生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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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分析了布萊克．克勞奇《人生複本》，故事講述科研天才賈森在學術生涯如日中天時，發現了女友丹妮懷孕，賈森為了愛情捨棄大好事業，生兒育女過著平淡的生活。直至有次他出席朋友的慶功宴時，被神秘人綁架，此人正是另一平行時空的自己賈森二號。賈森二號在同一時間點，從事量子科研離棄女友丹妮，後來奪得科學大獎，更發明了穿梭平行空間的箱體，無意窺探到賈森與女友往後人生的幸福生活。賈森二號懊悔自己在人生交叉點的抉擇，綁架了賈森試圖搶奪屬於自己的幸福。反之，賈森也透過箱體穿梭各種平行時空，企圖返回真正屬於自己的空間，可是他見到的，是各種不同抉擇後所造成的結果，如親眼目睹丹妮被殺、丹妮不認得自己，或是嫁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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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選擇點會分裂出無數的可能性，我們人生旅途上感到迷茫，總是會下決定後懊悔，但命運巨輪不斷往前，葛亮認為我們不必為了任何選擇而追悔，他在結尾時更點題道：「我們每個人，每個時刻都在選擇，都在漠然或投入地面對命運的分叉。我們未曾追悔，只因人生命途，如熊掌與魚，在現實中不可兼得。既如此，何苦一往無前。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筆下 - 文學經典的六個專題》(第十四屆香港書獎特輯)【開卷樂】

《課堂外的讀本－鄉風市聲》－華燈初上背後的命運

 
疫情下行動處處受限，學校被迫取消面授課程，在死氣沉沉的城市裡，讀書如行萬里，偶爾感受近代文學傳來的鄉鎮情懷、都市繁囂，華燈初上的景色，在溫習文憑試的同時，提升中文能力及閱讀水平亦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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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黃子平、北京大學錢理群、陳平原三位教授選取了近代文學家四百多篇的散文，再按主題分為十冊的《課堂外的讀本》系列。散文作家包括魯迅、周作人、老舍、梁實秋、錢鍾書等等。系列六中的《鄉風市聲》描繪了中國近代經濟高度發展的都市文化與樸素鄉鎮文化，在近代文學來說有另一種意義，現代工業的繁囂與純樸鄉風的農村，兩者文明互相衝突造成的不和諧，形成了中國知識分子關注中國歷史發展的命運。這本書的編者錢理群教授坦言未來城市發展的生態應該是鄉風與市聲的融合，追求城鄉共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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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矛盾與共融

每個城市繁華的背後，總有弱勢社群默默地付出，他們往往是知識、財力上比較落後的鄉村地區。以書中收錄茅盾＜「戰時景氣」的寵兒寶雞＞一文為例，茅盾寫到抗戰時期陝西一個小縣寶雞，因隴海鐵路成為交通樞紐而嶄露頭角，這地方旅館多的是，卻長期爆滿，「為甚麼人們肯花這麼多的冤枉錢？沒有什麼稀奇。人們在這裏有生意，人們在這裏掙錢也來得痛快，房金貴，不舒服，算得什麼！」鐵路貨運帶來了繁榮，酒色財氣，「華燈初上，在卡車的長陣構成的甬道中蹓躂，高跟鞋卷髮長旗袍的豔影，不斷的在前後左右晃……」附近落後的農村成了支撐整個縣城的勞動力，低下階層被縣城享受雕欄玉砌的當權者壓榨，若要從保長勒索的冊子解放出來，要付出難以想像的代價，這是繁榮背後的另一面，「他們已經成為『人渣』，但他們卻成就了新市區的豪華奢侈，他們給寶雞贏得了『繁榮』！」城鄉共融將會一直是考驗人類發展的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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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每人自身的根

生於斯長於斯，每個作家均有屬於自身的「根」，「談北平離不開老舍；上海就必須講茅盾；豐子愷描寫西湖……」錢理群教授如是道。例如老舍廿七歲才離開北平，他對這城情深，在＜想北平＞一文中寫道：「可是，我真愛北平。這個愛幾乎是要說而說不出的。我愛我的母親。怎樣愛？我說不出。」又如茅盾＜交易所速寫＞，描述了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的情景，一大班人看著紅色屏幕數字變動，全是取自作家生活日常之中的所見所聞。某些地方無論怎樣變動，亦與人心相連，如同馮至在＜一個消逝了的山村＞寫道：「在風雨如晦的時刻，我踏着那村裏的人們也踏過的土地，覺得彼此相隔雖然將及一世紀，但在生命的深處，卻和他們有着意味不盡的關連。」我們的生命在消逝的地方留下足跡，相反，這些地方亦長留生於此地人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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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教授認為散文是自由及個性化的文體，不單帶有抒情寫景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強調散文所著重的知識、文化衍生的趣味，當中談及也不是深奧的理論，而是涵蓋了愛情、家庭、學業等等各種生活日常所熟悉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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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帶一提，錢理群教授將書定位為中學生課堂外的散文選，彌補課堂的缺失，提升中學生閱讀的興趣，他推薦書中收錄的老舍＜念北平＞、魯迅＜阿金＞、沈從文＜鴨窠圍的夜＞，讀者可細閱品味，他亦提議家長和學生可以「親子共讀」。另外，這本書是「有聲書」，讀者可以透過手機掃描書中文章右上角的二維碼，收聽文章的錄音。

《課堂外的讀本－鄉風市聲》(第十四屆香港書獎特輯)【開卷樂】

恰如其份的文學語言－－《尋找聲音》孔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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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作家還要講究文字的人，大概就是翻譯家，而孔慧怡兩者皆是。孔慧怡是倫敦大學哲學博士，曾擔任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孔慧怡既是翻譯專家，也著有個人創作，2017年作品《不帶感傷的回憶》榮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奬，最新出版的《尋找聲音》也榮獲第十四屆香港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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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與寫作之間

翻譯與寫作也是以文字為伴，性質卻截然不同。孔慧怡看待文字有兩套感受，首先作為翻譯者，基本需要有兩種語言和雙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有分析力，了解作者為什麼作種種部署。孔慧怡說︰「翻譯是知性的挑戰和樂趣。」原作已經決定了作品的形式和語言風格、情節和人物個性，一個成功的譯者，要通過文字逐步去理解作者層層疊疊的部署，好像剝洋蔥一樣，理解到作者的核心關懷，這是譯者必須要傳遞的信息。

而寫作則是相反，一本作品本來是不存在的，只是基於作者的一點點感受而發生，可以很實在又可以很飄忽。孔慧怡說︰「寫作既不是樂趣又不是挑戰。」寫作只是作者無法擺脫心入面一些感受，掙扎很久而訴諸創作。至於如何將感受與讀者交流的作品，是感性的探索過程，作者要挖掘特定的文化、人物、處境，通過語言邀請讀者成為探索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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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於三種聲道

《尋找聲音》這書名，也許會讓人聯想，這是一本有聲書嗎？其實這是一本小說集，書中的「聲音」全部以文字呈現，卻以非常靈活的質感，讓讀者能「聽見」。書中用上三種「聲道」，以白話文、廣東話與舊白話三種不同的中文寫作，以不同的語境，講不同時代的故事。至於為何有這種創作念頭，孔慧怡談起，她曾經看過一些莎士比亞劇本搬上現代舞台，演員穿著現代的T恤牛仔褲，卻在講16世紀伊莉莎白年代的英文，感覺像是眼睛在21世紀，而耳朵卻在16世紀。孔慧怡直呼受不了，甚至表演中途逃離了現場。《尋找聲音》的目的是讓敍事語言、故事內容，兩者完全配合，讓文學語言恰如其份地道來，希望讀者能代入不同年代的故事和人物。

書中用三種中文寫故事，內容都是圍繞不同時代的女性。第一聲道「我們家的女巫」，是以白話文寫作，也即是以現代漢語，寫現代女性的故事；第二聲道「閒話家常香港人」，寫1960年代至今的地道香港故事，以廣東話寫作；第三聲道「佳人．傾國．新編」則以古典白話為敘事語言，以今天女性主義的思維，重寫古代經典故事。被問及為什麼以女性作為主題，孔慧怡雖然自認是女性女義作家，但卻反問「為什麼沒有人問一個男性作家為何筆下主角都是男人呢？」孔慧怡言，只不過自己是個女性，所以觀感和經歷都由女性出發而已。正如這條「平常問題」中的不平常，孔慧怡坦言，今天女性在社會上仍然存在很多隱形歧視，當中包括女性如何對待和評價其他女性。她自己也是受害者，比如在90年代，一個已取得博士學位的女性去工作，仍然會被人說是「賺錢買花戴」，怎教人不氣憤地將所感所受化成文字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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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慧怡對香港未來的語言學習環境亦感到擔憂，她認為現在的小孩對文字興趣很低，都只喜歡影視作品。小孩學習中文，其實和學英文一樣，都需要良好的學習過程，如果想擁有優秀的語言能力，到頭來仍然是要多看書吧。

《尋找聲音》(第十四屆香港書獎特輯)【開卷樂】

《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 ── 北伐．抗戰》－一山不能藏二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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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國民黨戰事失利，未能擊敗共產黨，最終退守台灣，導致這個局面，某程度是一山不能藏二虎的故事，也就是蔣介石與白崇禧二人關係的命運所牽動著。

台灣作家白先勇在文壇享負盛名，他的父親白崇禧將軍在民國歷史上亦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與蔣介石關係密切。白先勇於2012、2014先後寫了兩本書講述父親的生平事跡，2020年再與歷史學家廖彥博合著《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 ── 北伐．抗戰》，作為白崇禧傳記三部曲的最後一本。廖彥博用了四年時間搜集史料，負責撰寫第一、二部曲〈北伐．抗戰〉、〈國共內戰〉，白先勇則負責第三部〈台灣歲月〉，親身見證父親晚年在台灣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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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高不能蓋主

白崇禧一生與國民黨密不可分，1911年，他18歲便參加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他與蔣介石相交始於1926年國民黨北伐，當時蔣介石力排眾議起用33歲的白崇禧出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北伐初期兩人相處融洽，白崇禧亦不負所望，以少敵眾，大敗孫傳芳軍隊，收復浙江等地。白先勇形容蔣介石惜才，重視白崇禧的軍事才能，廖彥博亦言見微知著，足以見蔣介石對於白崇禧的重視及顧忌。1927年1月北伐時期，白崇禧率隊出發後第二日，妻子馬佩璋由武漢前來南昌軍營，夫妻二人時間錯開來不及相見，蔣介石為此打了一通電報：「嫂夫人今到省，已令賤內招待，請勿念。遠道來訪，相差一日，不能會見，中正罪也，但兄未明告耳。」蔣介石叫蔣夫人陳潔如去招待馬氏，又親自認錯，最後卻補了一句表達心有不甘之感。

白先勇形容：「父親白崇禧個性剛直，不喜奉承，做事明快，劍及履及，有時不免恃才傲物，獨斷獨行。這就犯了蔣介石的大忌，批評他不守範圍……」白崇禧功高蓋主，兩人日漸不和，埋下了「湘變」的開端。蔣介石打擊桂系，白崇禧倉皇逃走至香港，中央派兵南下形成「中原大戰」，廣西與中央對峙六年。蔣桂戰爭是國民黨中央與桂系第一次分裂，錯失了統一中國的黃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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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戰略失當

及後抗日戰爭爆發，白崇禧與蔣介石在這八年來同仇敵愾，為了對抗日軍再次合作。抗戰勝利後白崇禧出任國民黨國防部長，軍政實權卻在參謀總長陳誠之手。陳誠裁軍，白崇禧反對，並提出全力剿共，卻不受重視。國共內戰時期，在針對東北策略上，白崇禧主張「徹底肅清」，與蔣介石「以戰逼和」的意見不合，以至國軍錯失良機，甚至在哈爾濱戰事失利，國軍未能清除林彪部隊而影響內戰日後發展，也成為白崇禧戰事生涯中最大遺憾。接二連三的戰略失誤以至國軍被迫退守台灣，蔣介石甚至將失敗之過矛頭指向白崇禧，甚至派特務監視其一舉一動。白崇禧上書力證清白，反問蔣介紹派員監控用意何在，一代大將最終在所謂「平靜」的生活下終其一生。

蔣介石與白崇禧兩人離離合合，牽動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對白先勇、廖彥博來說，有不少中港台的著作或學者對白崇禧的描述有特定的立場，如桂系要員程思遠寫的《白崇禧》因在中國出版，部份觀點需跟從中共官方說法，另一方面台灣亦因白崇禧與蔣介石的嫌隙而時有流言：「徐蚌會戰，白崇禧按兵不動，國軍因而大敗。」，以至二二八事件這台灣歷史創傷上有不少政治操作的偏頗描述。

因此，白先勇和廖彥博以追求「信史」為最高原則，「下筆必須徵信有據，不容任意添減。」廖彥博回憶撰書的過程時坦言白先勇是他的第一個讀者，而且從來不會干預內容：「如果父親有不對的地方，你也可照寫不誤，惟獨文筆不能夠過於沈悶。」本書同時結合了歷史、家族傳記、文學，令可讀性提高，也為讀者們揭示了蔣白二人這四十年來的恩怨情仇。如果蔣介石與白崇禧二人合作無間，國民軍部署沒有連番失誤，整個中國歷史或許會有另一番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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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 ── 北伐．抗戰》(第十四屆香港書獎特輯)【開卷樂】

醫院並不可怕 ---《醫院小夥伴》李揚立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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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總是讓人措手不及，面對醫療程序，大人也十分彷徨時，又怎樣好好告訴小朋友身上正在發生甚麼事呢？2020年初，也是疫情初起之際，李揚立之醫生創作了兒童繪本《抗疫小夥伴》，以小朋友的角度寫出病毒是甚麼、肺炎又是甚麼，也教會小朋友各種抗疫資訊。《抗疫小夥伴》大獲好評，繪本更被翻譯成十多國語言版本，讓世界各地小朋友對肺炎有更深認識。同年12月，李揚醫生再創作《醫院小夥伴》，以一般醫院運作為背景，讓小朋友知道醫院其實並不可怕。《醫院小夥伴》鼓勵了很多小病人勇敢面對疾病，並榮獲第14屆香港書獎的兒童少年讀物組獎項。

迷惘的小朋友

李揚醫生說，早在創作《抗疫小夥伴》之前，已經很想畫一本像《醫院小夥伴》的書。身為骨科專科醫生的她主要負責小兒創傷及矯形，疫情前眼見很多小朋友在玩耍時跌斷骨要住醫院做手術，而每一個小朋友也很迷惘，他們都像一片空白，不知發生甚麼事︰為什麼手仔突然這麽痛？為何要進手術室和媽媽分開？不明不白地被送入不同的醫療房間，以細小的身體面對巨大的醫療儀器，令小朋友都十分害怕。那時候李揚醫生便想，不如用簡單又可愛的圖畫來表達由小朋友見醫生開始、以至護士派藥物、進入手術室、麻醉、住院、複診……直至完成療程，讓小朋友明白當中過程，減輕恐懼。在繪本中，醫護人員化身成各種色彩繽紛的動物，為人類小朋友診治，從而讓小朋友覺得，醫院並沒有想像中可怕。

是醫生也是插畫師

小時候，李揚立之的父母教她「工作時工作，遊戲時遊戲」，如今既是醫生也是插畫師的她，自言「做醫生時做醫生的工作，做插畫家時就畫畫」，太陽升起後是骨科醫生，太陽下山後是一位插畫師。李揚醫生每天回家會將日間醫院發生的事情，化成插畫的靈感，以圖畫紀錄下來。她笑言一套好的兒童讀物需要大人投入小朋友的心態，用孩子的眼光去看世界。曾經有朋友告訴她，他的子女曾經在公園跌斷腿，經歷過如她書中一樣的故事，所以在看這本繪本時，特別有親切感。李揚醫生說，雖然繪本可以天馬行空，不需要完全寫實，但若果描繪的故事貼近生活，就能讓小朋友從中得到共鳴。

除了骨科，書中共有六個小故事，有小兒外科、精神科、腫瘤科等等。李揚醫生請教了她的醫院同事和大學同窗，參考了一些真實的兒童病人例子去創作，務求能代入兒童面對疾病時的心情與想法。李揚醫生說，這繪本是為十歲以下的孩子而設，書中很多資訊，字數也不少，所以由家人與小朋友一起閱讀更佳。未來，她也想創作一些關於罕見病的繪本，使罕見病兒童也不被遺忘。

除下醫生袍，擱下畫筆，李揚醫生在書中說，她的正職其實是五位貓主子的「剷屎官」，她的家也是流浪幼貓的暫託家庭。她提及未來想創作一些關於動物的繪本，不知她的下一本作品會不會是《剷屎小夥伴》呢？這讓同為貓奴的筆者非常期待！

《醫院小夥伴》( 第十四屆香港書獎特輯)【開卷樂】

酸甜清爽的前塵－－《藝情絮語》辛其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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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其氏」三個字，讀起來自不然會加上一個「橙」字，一讀到作家名字與鮮橙牌子同音異字，便覺好玩。辛其氏原名為簡慕嫻，1950年於香港出生，1969年開始投稿，起初不同的稿件用上不同的筆名。後來她選定了「辛其氏」一名，數十年間在香港和台灣的雜誌報章發表了許多文章，也著有長篇及短篇小說。2020年她將多年來的散文結集成《藝情絮語》一書，並榮獲香港電台及香港出版總會合辦的「第十四屆香港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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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通又扎實的文字

《藝情絮語》的編輯羅國洪說，辛其氏的文字如其名，讀起來感覺清爽，不會拖泥帶水。這個名字的由來原來也有一個小插曲︰「辛其氏」一名，原本是作者在六十年代認識的一位陳姓朋友短暫用過的筆名，後來朋友移民，作者卻對這個名字念念不忘。多年後她向朋友提及筆名一事，朋友欣然答應，自此她便取用這個予人快樂的「生果筆名」。辛其氏形容名字散發陽光味，中性得來，又帶著莫名其妙的一點迷思，讓她捨不得它浸沒在時間洪流之中。

談及《藝情絮語》源起，原來辛其氏早在2012年出版上一本中篇小說集《漂移的崖岸》後便有結集散文的念頭。然而當時因為太多文章，找不到主題而遲遲未實行。後來好朋友鍾玲玲向她說：「記住啊，你的散文結集，是我的心願。」辛其氏便一鼓作氣將書稿結集起來，終於在2018年尾完成了這個心願。羅國洪在2018年收到辛其氏的電郵，附上的書稿構思佈局編排已大致完成，他回憶打開那封郵件時深刻驚喜，感到很大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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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輩作家的扎實透徹

羅國洪說，如果說現今青年作家的散文感覺比較隨心，年屆七十的辛其氏的文章結構便顯得嚴謹，也很花心思，文章中多有警句，例如「青春像滑不溜手的游魚，捉也捉不住」，讀起來很有味道，滲透著人生歷練。羅國洪說，老一輩的作者很有自己的一套，每個主題也了解得很扎實透徹。例如在第一輯〈退而結網〉，有退休後繼續筆耕，織字成網的含意，文章中提及兒時回憶，細緻描寫老香港的面貌，寫涼茶舖、工展會、過年的熱鬧氣氛，很有風味。

第二輯〈浮蹤泛記－－曲話・戲影・紅樓〉寫下她對戲曲作品的看法。辛其氏十分喜歡《紅樓夢》，文章也講到如何閱讀《紅樓夢》。第三輯〈閒情漫筆〉記下作者文藝評賞和文化隨筆，當中有不少辛其氏見證過的名人逸事，例如黃霑。羅國洪談到，關於人物的文章，書中內容更是嚴謹，例如關於沈從文的文章，幾乎已成一個人物傳記。1980年，辛其氏在北京見過沈從文，兩人有過交談，文章內記錄了這些細節，除了資料豐富，也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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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既是一部文藝散文集，也是作者人生七十的生命小結，《藝情絮語》的封面上寫著「在顧影獨行的人生路上，為了確認自身存在的價值，記憶隨時回帶，情難自禁重拾一路走來的步跡，思往事，尋故地，懷舊物，念良朋」。所記所讀，既是作者未及淡忘的人生，也是一輩老香港人的故事。

《藝情絮語》(第十四屆香港書獎特輯)【開卷樂】

《香港志總述大事記》－我們還記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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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史、地有志」，地方志收錄當地的現在狀況，連結以往歷史。香港電台、香港出版總會合辦的「第14屆香港書獎」得獎書籍之一《香港志‧總述 大事記》，紀錄了香港大事，從遠古時的香港至2017年7月1日（回歸21周年），橫跨古今七千年，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自然及專題。

志書就如地方百科全書，書甫開首就描述了最早的香港，原來早於公元前五千至四千年，香港地區已有人類活動，先民主要集中於屯門龍鼓洲、香港舂坎灣和南丫島大灣等地生活。香港「山多平地少」、「地少人多」，這些耳熟能詳的形容詞原來局限了大家對香港的認知。香港在古代以來地理位置優越，如同寶藏般出品各種物產，大嶼山、九龍灣、官塘出產鹽歷史超過二千年，大埔盛產珍珠陶瓷、沙田產香木、屯門及大帽山產茶葉，這些久遠的歷史雖然隨時代運轉而消逝，有多少人會重提留意？

誠如書中以7月1日作結，其他年份的七一你又記得多少？1987年七一：英國制定《1986年香港（英國國籍）令》生效；1997年七一：董建華成首任行政長官，並發表就職演說：「香港進入歷史的新紀元。」；2007年七一：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為行政長官曾蔭權監誓……

全球自去年起面對疫情來襲，不少香港人對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仍歷歷在目—當年2月21日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一名退休教授入住京華國際（今九龍維景），後來因病去廣華急症求診後送往深切治療部，及後確定為香港爆發SARS的源頭病人；4月10日政府實施居家隔離令，規定與SARS患者有密切接觸的人，須於住所或指定設施內接受最多十日的隔離；6月11日香港發現最後一終SARS確診個案……

編書需要龐大的主編及顧問團隊整理史料，香港地方志中心執行總編輯蔡思行博士、責任編輯蔡兆浚表示，團隊採取「述而不論」的筆法，單純的紀錄香港變化。他們第一步搜集各種資料，如在香港古代部份，系統式整理及搜索珠三角舊地方志及族譜，再按不同部類分門別類。第二步是分析史料上的準確性並作出取捨，傳統上歷史研究會製作資料卡，現今則用科技整理日期、內容、參考資料三方面，認證搜集得來的專書、方志、地圖等參考資料，經考證其準確性後，會將一萬份資料再轉化為資料庫，再整理成五萬七千條講述香港重要發展的「轉折點」。團隊根據所屬領域的「大（ 大事）、要（要事）、特（特別）、新（開創性）」原則，精選六千五百條大事，形成了《香港志》。蔡思行指，是次撰稿研究香港歷史，包括憲報、法例等讀者比較少接觸的材料，書中亦加插了各種圖片及地圖，以補充文字論述方面的不足。

這本書由團結香港基金於2019年底成立的香港地方志中心承擔編纂工作，採取「團結牽頭、政府支持、社會參與、專家撰寫」的方式，以長達八年時間完成了這部《總述 大事記》。基金理事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出任主席，負責指導監督；執行委員會由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擔任主席；編審團隊亦包括主編劉智鵬、顧問范徐麗泰、梁愛詩等等。

歷史，就如一個地方的根。這片土壤超過七千年的歷史，底下盤根錯節，又怎能一一道盡？任得《香港志．總述 大事記》如何盡忠為市民記下眾多歷史大事，奈何篇幅有限，史家的取捨難免……尚有幾多香港人、香港事，被無奈割捨？你又記得當中多少？你又遺忘了當中多少？本書其中一點，強調「社會參與」，不只為撰史，而是要讓每一支根，根深蒂固，滋養這城市往光輝的方向生長。藉此鼓勵每一個香港人，一同盡應有之義，合力補完香港歷史，莫失莫忘。

《香港志總述大事記》(第十四屆香港書獎特輯)【開卷樂】

《那些陪我走過世界的故事》－有冇勇氣踏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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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電視台主持人問道：「旅行對你來說有甚麼意義？」

查花回答道：「讓我發掘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查花嚮往自由自在的生活，旅遊熱情佔據了自己，於是在2018年展開了527天的流浪之旅，帶著畫簿到處詢問別人何謂「快樂」，實踐她的「Happiness Project」計劃。查花笑言自身性格比較內向，但身處外地，以「沙發衝浪客」住在當地人的家，內心也大膽起來，勇於打開話匣子，與各地小人物碰面。她返港後將旅程的所見所聞組織成50篇遊記，寫成了《那些陪我走過世界的故事》，並獲得香港電台與香港出版總會合辦的第14屆香港書獎。現今資訊發達，隨意便可搜尋各地資訊，因此查花希望寫的不是迎合市場或只為人帶來便利的旅行書，而是用簡單的字句記下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感動，人與地之間的留戀，與及自我獨特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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冇錢冇快樂？

在查花的快樂計劃中，她一共訪問了203人，受訪者來自不同國家、背景、年齡層。何謂「快樂」？近一半人答案均與大自然有關，五份一的人畫陽光與海灘；超過四成人畫了不同的人物，包括親人、伴侶等；亦有人畫了與生活工作相關的事物，如科莫多島的船員畫了科莫多龍。眾多受訪者之中，只有兩人繪畫了錢，快樂與錢看似沒有掛勾，直至查花與一名敘利亞難民聊天，難民明言給予飢餓小孩麵包，小孩笑了，有人卻斷言快樂與金錢無關，而說得出這些話的人大概自己擁有得太多。查花認為「不是說快樂等於要大富大貴，但至少建立於足夠生存的物質基礎上，連帶基本的自由、安全與健康，再談精神層面。」

每篇遊記均是「旅途教室」，查花碰見各式各樣的人和事，每次經歷像讓她上了人生的一課。「人是不能那麼自私，事情才會有好轉的可能。」印度孟買2008年發生恐襲，泰姬陵酒店成為重點目標之一，酒店主廚與五十多名顧客當時正在餐廳裏。主廚聽到恐怖分子來襲，立刻命令員工關上餐廳的燈，烏燈黑火避開恐怖份子視線。主廚曾三次走到酒店外找外援，但遇到的警察均不願冒險進入酒店，自己惟有選擇留下來去保護客人。是次事件後來更被搬上大銀幕，2018年拍成了《孟買酒店》。酒店主廚最後安全無恙，更成為了查花今次環遊世界之旅的受訪者，教導她「無私」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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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除先入為主

旅遊亦令人見證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真實情況，我們不時透過其他媒介去認識世界，或許會對一個地方、族群有先入為主的誤解。她舉例，庫爾德是三千萬人口的中東古老民族，卻流離於土耳其、伊朗、敘利亞、伊拉克各地，希望建國的反抗軍被當成恐怖分子，甚至受到各地政府的打壓。不少土耳其人總是將危險、無禮與當地庫爾德族扯上關係。但當查花去了庫爾德人聚居地迪亞巴克爾，卻被當地人的熱誠所打動，有陌生人為正在迷路的查花煮了豐盛的早餐；有司機拜託另一名乘客帶路；有婚禮場地的侍應生邀請剛好路過的查花參與婚禮，更遞上了汽水甜品。這些情景令查花感受了當地對外來人的熱情，一掃她對庫爾德族人的疑問和困惑。

有時候想瞥見美麗的風景，就欠內心踏出一步的勇氣，但「今日唔知聽日事」，世事總不如人意，設想的人生路線圖也可以被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與其設想未來，倒不如活在當下。在羅馬尼亞的旅途中，查花碰上了一個浪遊了七年未曾回家的台灣女孩，她說：「我可以告訴你明天的行程，但太長遠的我就不清楚了……其實我和其他人一樣，只是大家走的路不同，你問他們之後想做甚麼，其實很多人都不能肯定，因為生活本來就是不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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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陪我走過世界的故事》(第十四屆香港書獎特輯)【開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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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葉歸根：東華三院華僑原籍安葬檔案選編》(第十四屆香港書獎特輯)【開卷樂】

《衣路歷情》鄧達智－香港昔日最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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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達智三個字，自1981年年底回到香港，便與港成一體，無論不止一次發誓離去，始終不離不棄。」《衣路歷情》書跋寫道。

鄧達智八十年代於英國倫敦時裝設計院畢業，原打算在倫敦或米蘭展開職業生涯，一次機緣巧合下卻留在香港發展，在這裡紮了根。幾十年來他的時裝事業生涯正是香港發展歷史的見證人，雖然鄧達智近年經歷兩次癌症，人生步伐慢了下來，退休後仍與工作難以切割。他去年寫下新書《衣路歷情》，回顧自己多年來在時裝界的經歷，尤其在香港1980至1990年代最輝煌的時裝年代。鄧達智笑言寫作只是興趣，以往甚少談及自己的心路歷程，最終卻敵不過多年深交的出版社編輯「說服」。新書亦榮獲香港電台及香港岀版總會合辦之「第十四屆香港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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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法文的原意是「現在發生時尚的衣服」，不同年代時裝能夠反映當時人文精神面貌和工業技巧水平的展現。鄧達智指時裝發展需要工業扶持，而八十年代初香港製造業發展蓬勃，這時期亦是香港時裝的「黃金號」，雖然香港並未有國際知名時裝，卻是全世界最頂尖的時裝生產工業中心，不少名牌如華倫天奴的皮革也是made in hong kong，比意大利作為名牌大國更為厲害，鄧達智亦不諱言自己「享受了香港最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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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移世易，時至今日，時裝行業與製衣今非昔比，「從製衣輕工業積累的財富轉型到謀取暴利的地產發展，工業北移內地，香港走進泡沫時代……遺憾香港當年沒有利用本身優勢發展原創設計，知名設計師及國際品牌不是沒有，只是未到可觀水平。」鄧達智在書中一語道破，直指香港錯失發展良機，時裝亦漸漸失去了色彩，簡單如深水埗的棚仔一直是時裝行業的「底氣」，提供各式布料予設計師，如今卻已成為高樓大廈，活力十足的花布街亦消失無影無蹤。鄧達智亦提到香港服裝不時「開倒車」，如學校校服以往香港採用英式洋服及斜紋呔，可是如今不少學校採用運動衫，失去基本傳統的美感及獨特性，令他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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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匹布咁長

「我屬於一個甚麼地方的設計師很重要。如果有歸屬感的話，你的設計就有根的感覺。」時裝不應只與藝人的衣著掛勾，而是需要更高更闊的視野去看待，甚至是香港人的故事。本土次文化予人印象難登大雅之堂，與時裝沾不上邊，鄧達智卻致力將兩者結合，甚至化「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墨寶於自己的時裝創作之中。曾灶財聲稱港英政府強行佔據曾氏祖先的土地令他做不成皇帝，幾十年來在全港的不少政府公物上塗鴉「宣示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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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灶財的塗鴉一直不被文化界所認同，鄧達智卻將這些塗鴉帶到1996年德國柏林舉行的「香港文化節」，這些富有感染力的字跡獲得當地傳媒大力讚揚。鄧達智後來在回歸前最後一個時裝節，製作了「九龍皇帝系列」的時裝，其中壓軸時裝「一匹布咁長」，由模特兒馬慧詩穿上五十碼長印滿了曾灶財字跡的衣服，就如香港及時裝歷史，一匹布難以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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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七八十年代曾經是世界時裝的製造所，在時裝世界舞台上耀眼過、輝煌過，今非昔比，縱使風光不再，在鄧達智看來，江山自有人才出，無論時裝走來有多艱難，必定能創出苦心經營後的新天地，因為這裡依然是我們的根。

《衣路歷情》之第十四屆香港書獎特輯【開卷樂】

香港著名詩人戴天月初在加拿大逝世，享年86歲。詩人關夢南曾到多倫多探望他，晚年的戴天已掛著心臟起搏器，同時患上癌症。自知大限將至，談話之間，戴天說到他的「不捨」，關夢南本以為他不捨得俗世或親情，然而他不捨的卻是中華文化，令他不能夠灑脫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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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詩書寫城市 開啟現代詩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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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天1935年生於廣東，幼時曾居毛里裘斯，六十年代在台灣與同窗白先勇、李歐梵、王文興、劉紹銘等人創辦《現代文學》。他畢業後到香港從事出版社工作，創辦《盤古》月刊，並參與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為首位香港參加者。當時大部分國內作家文風保守，仍保留著五四的去國懷鄉之情。戴天將充滿現代性的文學帶進香港詩壇，他詩作的句式有彈性，運用大量短句，開創了新的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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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難以解決 / 又不得不 / 解決 / 又不能解決 / 又要解決的 /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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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上，他不再追求華麗與激昂的詞藻，反而以矛盾與虛實交錯的手法，表現出現代人的困境。他也嘗試不同類型的風格，譬如他寫城市的詩就充滿圖像性，關夢南說他當時從來未見過這樣的詩，不論形式和內容也為香港帶來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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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去來兮，胡不歸／長長的路已被踏斷／我們佇在，如億萬年的化石／聽時間冷卻／泉水哭盡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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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天曾向鄭政恆提及，在愛荷華時正值1960 年代社會運動高漲時期，他耳聞目睹當時的美國民歌復興運動和學生遊行。正正因為他擁有跨文化背景，他詩作的視野非常闊，既有具古典美和禪意的作品，也有濃濃的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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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攤開手掌好比攤開／那張秋海棠的葉子／把命運的秘密公開……我收起手掌／聽到一聲／骨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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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夢南與戴天的緣份由詩作坊而起，戴天將愛荷華大學寫作計劃的開放教學形式帶到香港，為香港文壇帶來新的思想碰撞，詩作坊的詩人包括鍾玲玲、淮遠、李國威、張國毅、劉天賜及麥繼安等，他們各有自己作品，影響半個世紀的香港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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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詩人，先要做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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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出版的《骨的呻吟》，作為戴天詩作全集，也是他詩藝成就的體現，教人想到文人風骨或建安風骨。所謂「骨的呻吟」，正好對應《文心雕龍》作者劉勰「沉吟鋪辭，莫先於骨」之句。戴天一生在詩藝創作有重大成就，然而關夢南說，戴天對「詩人」稱號卻十分反感，而他本人也沒有太重視自己的詩。也許因為當時的人總覺得「詩人」不過是堆砌文詞的人，戴天卻認為他只是在生活，並從生活出發去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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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天對關夢南留下言教及身教，他說「做一個詩人，先要做一個人」，這句說話讓關夢南十分深刻。而身教方面，戴天本人疏財仗義，每次飯局幾乎都是他付錢。他對朋友很好，當年詩人蔡炎培失去工作，戴天二話不說給他介紹了一份馬經工作，讓他解決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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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詩作，戴天亦寫散文，他在報章中有連載多年的專欄，其中《一周紀事》是以交友錄和平常生活為主題的日記式專欄，內容是與朋友見面、茶敘談天。文中的客人有白先勇、陳映真、金炳興等，專欄在當時相當受歡迎，亦為香港文壇風貌作了珍貴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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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天所展現的，是一個寫詩人的身影，向後輩示範一份文人風骨，終其一生，希望令更多人喜歡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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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st：【開卷樂】懷念戴天 ︳嘉賓: 關夢南

「懷念戴天」特輯【開卷樂】

疫症當前，大家都比平常格外注重個人衞生，其實個人整潔與衞生程度或可反映一個人的心理質素及心理健康。

個人衞生習慣的兩個極端

根據期刊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於2010年發表的研究，當中發現形容自己居住環境雜亂，又或者充滿未完成工程的參加者，較容易感到鬱悶或疲勞，而且這些人體內的壓力荷爾蒙亦較高。在部分極端個案中，有一種名為戴奧吉尼斯症候群的心理疾病，會使人對外界事物出現嚴重的自我疏忽情況，表現出冷漠及產生囤積垃圾的傾向。患者的生活環境髒亂不堪，長期堆積的垃圾導致病媒滋生，家居衞生狀況對居住者的健康以及安全造成威脅。而個人衞生習慣的另一個極端，就是對衞生和清潔過分執著。部分長期焦慮或強迫症患者的個案與衞生有關，患者或會過於執著個人清潔，例如刷牙也要達一定次數。

控制欲驅動

除了心理質素，控制欲也會影響個人衞生習慣。根據2010年的一項研究指出，從進化論的角度而言，人類需要感覺到自己對外在環境有一定的控制權，否則會感到害怕，而保持清潔則體現為對外在控制的一種，可以保護我們免受病毒侵害。某些人因為這樣而較其他人更著重個人衞生，因為他們對外界的控制感較弱，因此覺得自己需要製造秩序，藉此得到穩定的感覺。培養良好衞生習慣是好事，但切忌因此而造成心理負擔，在病毒橫行的時代，身心健康同樣重要。

Podcast：【捉心理】個人衞生心理解構

捉心理

個人衞生與心理【捉心理】

每個年代都有屬於自己童年的雜誌，八九十後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CO-CO!》、《快樂龍》、《YES!》，至於上了年紀的人，看的就是《兒童樂園》。年輕一代或許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但大家耳熟能詳的卡通人物「叮噹（多啦A夢）」，最早便是由《兒童樂園》引入。

《兒童樂園》是香港第一本全彩色印刷兒童半月刊，1953年創刊，1994年停刊，前後共出版一千零六期，漫畫收藏愛好者、文學博士邱健恩撰寫了《千面樂園──我們的兒童樂園》一書，將《兒童樂園》多年來的畫作、欄目及內容分類整理。雜誌歷時數十載，邱健恩形容每一位《兒童樂園》的讀者就如瞎子摸象，只能一窺部份時期的內容。邱健恩整理舊刊，前後閱讀了歷年三萬多頁內容，結集成書。正因為有集合了一千零六個封面，故定名為《千面樂園》，讓看過《兒童樂園》的人，重新認識及找回屬於自己的回憶。

靈魂人物：畫家羅冠樵

《兒童樂園》成立之初人才濟濟，當中的靈魂人物之一是畫家羅冠樵，他早期利用民國初年小朋友的造型，配以洋裝風格「吸睛」，又以富傳統色彩的節日如端午節、七姐誕，或者農家樂等作為封面主題，成功吸引當時家長及兒童讀者的注意。

羅冠樵在《兒童樂園》工作了大約30年，於1982年離開，原創人物「小圓圓」亦連載長達30年，如同電視長篇「處境喜劇」，陪伴一代代香港人成長，成為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家傳戶曉的人物。小圓圓欄目以六格漫畫配以文字說故事，描繪生活、家庭佚事，例如在乞巧節玩穿針、智擒入屋盜竊的賊匪等等。故事亦側寫了「制水」、清潔香港運動這些上一代人共同的社會經歷。為了令雜誌更多元化，羅冠樵後來固定地將中國名著改編，包括《水滸傳》等，但就要對色情、暴力等情節略作處理，令內容更為符合兒童口味。

「叮噹」之母張浚華

《兒童樂園》早期走益智路線，前社長張浚華於1963年加入雜誌後，決定加入更多插圖、減少文字，內容亦漸漸改以歡樂、童趣為主。有一次，她閱讀日本「小學館」雜誌時，無意間發現了叮噹（現稱多啦A夢）的故事，於是便找來翻譯，將故事引入香港。於是，叮噹便由《兒童樂園》第489期一直連載至第680期，前後共八年時間，雜誌的銷量亦因而大增，叮噹這個中文名字也一直沿用到日本原作者去世。

&nbsp;不過，自從叮噹的版權被買走後，《兒童樂園》停止連載叮噹，銷量亦持續下降。雖然張浚華曾經嘗試進行「三次創作」，用「IQ蛋」的角色模仿叮噹， 卻難以取代叮噹的地位。在銷量不足、難以維持成本的情況下，《兒童樂園》終難敵時代巨輪，被迫停刊。

不少漫畫收藏愛好者希望《兒童樂園》可以重見天日，於是收集歷期雜誌，並製成電子版上載上網，供人下載。童年往往是每個人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我們總會問「叮噹可否不要老」。可惜，失去的人和事不復再，或許只能留下一點文字、圖畫作為印記。

podcast：【開卷樂】《千面樂園──我們的兒童樂園》︳嘉賓：邱健恩

《千面樂園—我們的兒童樂園》- 叮噹可否不要老【開卷樂】

人生匆匆數十載，很多人追求權力和金錢，走到盡頭，才發現是非成敗轉頭空。「人生的意義」是我們畢生的課題。在這條道路上，我們究竟在尋找甚麼？

將感悟化成詩歌

詩人律銘是一名紓緩科病房醫生，見盡生離死別。進來病房的都是晚期癌症或器官衰竭病人。律銘陪伴臨終病人走最後一段路，單是一個月便目睹數十名病人離世。對他而言，醫生不只是應對病人身體上的癥狀，更要花時間照顧他的心理和情緒，病人逝世後甚至要為其家人輔導。律銘聽盡往來人的故事，五味雜陳，有感而發，於是將感悟化成詩歌，後收錄至詩集《沿道尋回》。

律銘自言觀察力比較強，對身邊人和事物敏感，詩集其中一部份，記錄律銘沿着街道重新尋回失去的人和事。他最愛寫觀塘，這亦是他以往前往工作地點的必經之地。＜相約裕民坊＞寫道：「沿街熟食檔口與塵灰沒有兩樣／多少年炸大腸仍然金黃酥香／仍沒有勇氣嘗試」、「街頭最長人龍排五十號小巴／早上中午黃昏排滿睇病和有病的人」，觀塘人或許有共鳴。這些地方永遠是我們成長的憶記，即使被清拆或重建，舊記憶依然長留腦海。

工作上的見聞

除了生活，工作亦佔據了人生大部份時間。工作上的見聞亦給律銘源源不絕的靈感，＜幫助＞中的一段：「比較習慣坐在牀的右邊／和你們朝相同的方向／讓聲音觸摸你左耳［請盡量／避免轉過來］／治療者，和病者應保持。兩米距離」醫生可以協助病人戒酒戒毒，但也非萬能，尤其是面對抑鬱症患者，無法感同身受，與病人保持距離或許對雙方最適合。

＜公眾的假期&nbsp; 我的上班日＞頗有玩味：「我的履歷表就是未寫過的詩／住址是未到過的景點／成績表記錄十年前畢業時的學識／手腕與良知已經不止這些／公式曾經熟練現已忘記」這首詩是參考辛波絲卡的《寫履歷表》而寫。履歷表上寫的成長經歷，學業、成績、工作表現等等，將人生包裝得美侖美奐，但這絕不代表全部。「工作過三年以上才算熟手／假期對尚有工作的人才有意義」彷彿是「打工仔」畢業後投入職場，不斷努力工作的警語。有一次，作者與家人探望八十多歲臥病在床的婆婆，爸爸突然提及「一億獎金」：「用血汗勞力度日才渴望中彩券／『聽日六合彩有一億獎金／銀紙多到可以當被冚』／錢能解決幾多問題，問題是缺錢」但一億元對於婆婆來說已沒任何意義，作者筆鋒一轉，以婆婆視角敘述：「我的肉身每日只能活一天／時間能壓縮亦可伸展」。

我們經常想捉緊某事、某人，但現實往往不似預期，也得接受，＜你決定放下下垂的手＞寫道：「割斷疲憊無力不能的思念／幻想夜幕不會再張開／被輾平的馬路變得清爽／運走了肉身，氣味仍存留於空氣」，有時候當人見證至親撒手人寰，才頓時反思人生：「如果忙，會讓手太累／看來，是時候，重新，把生命排序／淚，不是白流」，人總在痛過後才大徹大悟，因而重新認識生存。讀詩，也可以尋找觸動心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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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總在痛過後才大徹大悟，因而重新認識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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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銘認為詩的門檻往往比較高，意象抽離有時讓讀者感到迷失。因此，他有時會在詩後加上了註腳，讓讀者了解詩作的創作背景和靈感來源，這是律銘詩的其中一個特色。